妾在清朝的地位

清代婢妾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由于婢妾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主人家里，不会到社会去任职，与社会的接触不大，因此婢妾的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家庭中。

婢女在主家只是个奴才，而婢妾在家庭中可勉强算是半个主子。婢妾比经过三媒六聘娶来的妾地位低一个等级，而比普通婢女高半个等级。但婢妾的身份不能与正式的妾相比，仍不能摆脱婢女的身份特征。

首先，家谱中对于妾的规定不完整。有些家谱在子女的记载中出现妾的姓氏，至于未列入妾的婢女，连姓氏也没有；生有男儿的婢妾，可在子传中出现姓氏，但不能被列入家长名下。

其次，据《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记载，在家礼范畴内的丧葬、祭祀等方面，婢妾死后服制、丧祭有相应的限定细则。婢妾的亲生儿子不能着三年凶服；婢妾不得接受尊贵之人的吊唁；嫡子致哀方式上也有限定。此外，婢妾也是附属埋葬法。因此，婢妾在家中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

再次，婢妾对于嫡妻来说，仍为婢女。在日常的起居生活中，婢妾要对嫡妻行礼。而事实上，婢妾为了在家庭中生存下来，往往都讨好嫡妻，迎合家人。婢妾如果能恭谦，就能成为家族内妇女间关系和睦的重要因素。

最后，婢妾所生子女在家中的地位也与婢妾的身份相联系。母凭子贵，若婢妾所生为儿子，那么婢妾的地位会有所稳固。当时法律规定“婢妾不受封”，尽管社会上也有批判这一规定的，但这不能改变婢人妾所生之子与嫡妻所生之子有差别，差别主要体现在宗祧继承上。根据当时的社会资料记载，很多婢妾之子遭到嫡妻的遗弃而命途多舛。在家产继承方面，也会受到排挤而分得较少财产或分不到财产。

清代对婢妾的法律歧视

大清律对男子蓄婢妾有规定。清代男子置妾的数量没有严格的限制，纳妾的目的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再局限于初始的延嗣，而是扩大为炫耀身份地位，或为协助处理家庭事务，或为贪恋美色等。清代以前，国家法律虽然允许置妾，但是有许多限制，如《大清律户律》对纳妾的条件规定为“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听娶妾。”为了限制置妾，清律规定“庶民之家不准存养良家男女为奴婢”。但是这样的限制并不是针对低层民众的，因为事实表明，与历代相似，清代拥有大量妻妾的人，往往是现职官员，或是富商大地主，至于一般有能力纳妾的人，至少也是生活过得去的小康之家。贫苦百姓即使出于生子目的，也常常因为家贫而无力纳妾。

清律按传统礼制的丧服将人们纳入五个亲等，以卑犯尊，处罚加重，以尊犯卑，处罚减轻，亲等越近增减幅度越大。故《大清律例》列有丧服诸图，以备官吏检索，而又单列妾为家长族服之图一表，可见妾是亲属系列中的另类。

其次，社会上妻妾有主奴之分，而在法条或案牍上常见妻妾并称，有时被处刑罚亦大体相同，这类案例大多为因通奸而起命案。这时妻妾被视为一类，夫皆称为亲夫，犯奸妇女无论妻妾所受刑罚完全一样。国家法律对于妻妾在刑罚上的规定一致，这并非认为婢妾与嫡妻地位一致，只是对于家族成员的规定，国家法律让给家族内部统治。

最后，夫妾之间主要还是主奴关系，因而法律等差更为悬殊。立法者对于婢妾的规定，并非要故意歧视某一群体，而法律规范的形成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映。这种法律规定维护了男子在家族中的至高地位，而妻妾之间地位，交给家族自治。

婢妾作为第三等妾，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丝毫人身自由，她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主子打杀卖掉，或被当做礼品进行交易。作为家庭中夫妻的奴隶，她们的命运可能是悲惨的。当然，因为她们毕竟有机会较合法地接近男性主子，并且有希望替他生下少爷、小姐，因此，她们还残存着一线“扶为正室”、“子贵母荣”的幻想，故而，这种卑下的地位、屈辱的精神生活还被一些穷苦人家的闺女、未能近身的丫头们企羡。看来婢妾在当时的处境也不能算是悲惨的，大概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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