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视权的具体规定
从法理上讲，探望权是亲权的一项内容。这一制度的确立为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法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探望权进行规定。 中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第22条规定：“……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监护权不因婚姻关系解除而消除。”《意见》第21条规定：“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孩子的监护权……”
《中华人民***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根据此规定，享有探望权的主体是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也就是即使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有不利因素，也不能变更探望权主体。并且将子女规定为探望的对象，只能被动的接受探望。这在司法实际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冲突。 探望权的行使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可作为协议离婚的一部分内容，子女对行使探望权有选择能力的应听取子女的意见，法院有权对协商内容加以审查。对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未涉及子女探望权的生效判决，当事人可以依法另行单独起诉，人民法院也应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4条 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探望权是一种权利，那么与未成年子女***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拒绝、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权，显然是一种侵权行为，并且具有可诉性，应当予以探望权人救济，而且负有协助义务的一方拒绝、阻挠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探望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但法院应当本着以下原则：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减少因父母离异给子女带来的伤害；依法执行的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探望权人也可以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这在理论界已达成***识。
探望的内容既包括见面，如直接见面，短期***同生活在一起，也包括交往，如互通书信、互通电话、赠送礼物、交换照片等。概括起来探望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探望性探视，二是逗留性探视。探望性探望，即不与子女***同生活的一方到对方家中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探望。逗留性探望，即一种较长时间的探望，探望权人可在约定或法院判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权人领走并按时送回未成年子女。对于子女而言，年龄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零至三周岁的幼儿，该阶段的幼儿身体、智力等诸方面受环境的影响较大，无生活自理能力，如果适用逗留性探望方式，可能会因环境经常变化而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因此该年龄段适用探望性探望较为适宜。三至十周岁的子女，该阶段的儿童，对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增强，探望性探望和逗留性探望的方式均可适用。又因此阶段的儿童尚无辨别能力与控制能力，在是否探望问题上很难表达其真实意思，容易为他人的观点所左右，所以对此阶段的儿童实行何种探望方式，可不征求被探望子女的意见。十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由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人，在是否探望这一问题上已具备了相当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因此，在决定探望权问题时应征求子女的意见，探望权的行使也应在征得其子女同意的情况下实施。 对于父母而言，应考虑到父母的居住地点、工作性质、身体和精神的健康状况（有无传染性疾病等）、个人品德等情况来加以确定。探望权虽为父母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应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决定以何种方式探望子女时，既应考虑到父母的因素，不因探望权的行使给父母的工作、生活造成困难与不便，又要考虑到子女的需求与子女的最佳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探望权人不行使探望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这种情况法律未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探望权是一种义务性很强的权利，是探望权人的法定义务，从子女的身心健康出发，探望权人应抽出合理时间定时探望子女，既不能滥用探望权，也不能不行使探望权。 探望权的行使应当以有利于子女的最佳利益为原则，因此，如果探望权的行使与子女最佳利益相悖，则应中止探望权或限制探望权的行使。中国大陆关于探望权的中止的法定理由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国外的有关判例中，也多以违背子女利益为由禁止见面交流。当然，这种立法充分体现“子女本位”，表面上看是为了子女的利益、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但细细斟酌，则未必如此，反而很有可能造成探望权中止的滥用。中止探望权本为不得已的行为，应是在严重损害子女利益的条件下才能适用，如果不加以严格限制，动辄中止探望，不但会损害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或母的探望权，而且对于子女未必有利，我们很难作出禁止子女与父母一方交往一定会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绝对的判断。此外，探望权本为父母离婚后的权利，此权利的行使虽应考虑子女的利益，应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但毕竟是父母的权利，是父母离婚后与子女保持联络、了解子女成长情况、对子女进行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绝对不能将不得已的法律措施扩大化。也就是说，法律中应将规定相应的探望权恢复制度，可以更好地协调父母探望权的权利性与保护子女最佳利益之间的关系。
中止探望权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当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探望权人可以为自己辩解，维护自己的探望权。中止探望权的裁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探望权人必须遵守。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提起上诉的裁定只有三种，即不予受理裁定、对管辖权有异议的裁定、驳回起诉裁定，故对中止探望权的裁定不能提起上诉。探望权的规定对离异子女享有完整的父母之爱起到了保护作用，但也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对于那些在离婚大战中结下怨恨的离异夫妻，往往不会自觉自愿地履行判决，但审判人员不可能也没有精力每星期或每个月陪同探望权人前去探望。对于子女本人不愿见探望权人的情况，法院也无可奈何，强制探望是与立法宗旨相悖的。故笔者认为，法律是神圣的，但不是万能的。只有当事人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自身素质达到一定高度时，离异的夫妻才有可能切实享有充分的探望权。 虽然探望权制度填补了婚姻家庭制度的空白，但其过于原则化的规定造成各个法院，甚至同一庭室的法官之间判决方式相异。问题主要集中在探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以及如何应对探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尚无一个成熟的处理意见。
另外，关于探望权的中止，依中国《婚姻法》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探望权。”中止探望权是对亲权的一种暂时剥夺，什么情况下属于中止的事由？法律规定还不够太具体明确。中国法律采取了概括主义的立法模式，从而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惑。若法律没有一个明确合理规定，而仅以法官的经验、良知以及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对其作出取舍，很有可能造成探望权中止的滥用。 婚姻法只规定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探望权，而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婚姻被撤销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是否也应有探望子女的权利，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法律虽无明确规定分居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一方控制子女，而拒绝另一方与子女接触、联络和相聚的情形屡见不鲜，由于无法可依，遭到拒绝的一方当事人要与子女相聚就得不到法律的救济。若将其纳入探望权的适用范围，这类纠纷就可得以解决，更有利于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和实际上未与子女***同生活的一方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第38条要求一方探望子女时另一方有协助义务，但没有明确规定负义务方如不履行协助义务将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缺乏对不履行义务的具体责任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影响另一方探望权的行使，造成义务虚设。 中国法律将探望权的主体规定为离婚后子女的父母，这样的规定不符合现代立法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探望权操作出现困难。
未征寻子女对探望的意见，无法切实保护被探望子女的利益。无论是当事人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长期以来都忽视了未成年子女的愿望，使得本应成为探望权主体之一的子女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考虑“大人”的利益，孩子在这里似乎成了失语者，探望权成了大人之间争夺权利、打击报复的平台，真正关注孩子的心声，切实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探望权的舆论实在太少。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婚姻法》第48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法律通过这条规定，对探望权赋予了提起强制执行的效力。把探望权判决纳入强制执行的范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探望权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婚姻家庭案件，在执行上有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案件执行的特点。在面对干涉探望权的行为采取何种救济措施，人民法院如何有效达到执行目的，以及实践中常见的孩子不配合造成探望权难以实现等问题时却显得苍白乏力。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看，探望权纠纷的最大问题和盲点在于执行问题。而采取强制措施实现的探望权，最终的结果是被动和消极的。一方面它加深了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使之难以愈合；另一方面它将子女推到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地，给其身心造成伤害。这都给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增加了难度，需要逐步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