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松年的个人轶事
他是著名法学家，却也爱好历史学和文学，他说那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以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心智的启示；他职务多、工作紧，却忙里偷闲，偶尔拉上一会儿二胡，一曲《二泉映月》让人如醉如痴；人到中年后，他创造了中国行政法众多“第一”，从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到培养第一代行政法学研究生，从参与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到此后众多行政法的出台，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与新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同行，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著名的“领头雁”之一。
“挫折是垫脚石”
磨难对于有志者来说是一块垫脚石，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挫折能造就强者，也能吞噬弱者。
1937年，应松年出生在宁波奉化的一户书香门第。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踏进华东政法学院，在大学的日子里，他很快崭露头角，第二年就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向新生介绍大学生的学习经验。
可是，厄运很快降临，1957年“反右”开始，巨大的政治风浪波及全国众多高校，同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被卷了进去。毕业后，他被“发配”去了新疆伊犁。
这里有戈壁胡杨，逆风怒吼，但这里也有葡萄苹果，青山绿水，还有朴实热情的各族人民，伊犁河谷不乏温馨。天涯何处无芳草，边地赋予应松年生活的激情。这里成了他砥砺人生的起点。
远离家乡，远离专业，不免彷徨，但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没有法学书籍可研读，历史、文艺书籍也足以慰藉，总之是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读了许多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书籍，还写了一些民族文学的评论文章，发表了一组伊犁诗话和有关伊犁的史话。林则徐、左宗棠、细君公主，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中，金戈铁马，雪野情长，显示了可歌可泣的边地历史画卷，应松年教授从中也深得历史的启迪。
回首往事，应松年平静地说：挫折对于人来说，未见得全是坏事，它可以磨去身上的稚气和傲气，促使人更加懂得生活的含义和人生的意义，更加懂得珍惜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能使人练就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辨别力。
“困难和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正如契诃夫这句话所言的那样，生活的磨炼和知识面的拓展，为一个未来的行政法学家留下了深厚的储备。
“填补”出来的行政法学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在伊犁20年了，应松年也已经步入中年，但生活的轨迹却面临改变。1980年，西北政法学院和其他政法院校一样，停办多年，这时决定恢复重建，但因法学人才断流，缺乏师资，吁请西北各省支持?该院人事处长还专程到新疆觅才。这时，应松年已担任伊犁州教育局的教学研究室负责人。得知应松年想离去，劝留不得，教育局采取了行政手段，扣住人事档案不放。面对领导的信任和挽留，应松年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但他很清醒，也很坚决。20年的生活经历，已使他深刻认识到，民主与法制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怀着对伊犁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深依恋和感激，打点行装，应松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西北政法学院，重返他热爱的法学领域。
机遇选择了应松年，应松年也抓住了机遇。
由于对历史和哲学的偏爱，应松年对法理学和法制史似乎更感兴趣。可是当时西北政法学院的行政法没有教师，应松年又满腔激情地填补了这块空白。没想到这一“填补”，竟补出一位行政法学家，也使他与其他的行政法学家一起，***同补出了行政法学的一片辉煌。
没有教材，缺乏资料，难以入手，做事有股倔劲的应松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详细研读了所有民国的和前苏联的行政法学著作。接着，他又从西北到西南，又到中南，收集资料，还结识了当时也刚刚踏入行政法学门槛的同行。
这时，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的王珉灿先生在厦门主持召开了行政法学教材编写研讨会。应松年得知消息，觉得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便毛遂自荐，要求参加会议。望着这个风尘仆仆、满脸执著的后辈，王珉灿老先生心头一热，心里珍视着来人的这份热情。没想到在研讨会上，应松年侃侃而谈，掌握资料翔实，对行政法学有着独到精辟的见解，众人对他开始刮目相看，王老先生当时就决定把他借调到北京，专门从事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写作和编辑。
王老先生的这一决定成为应松年人生历程上的重要契机，揭开了他的行政法学之路的开端。岁月如流，王老先生已经逝去，应松年始终铭记着老先生的知遇之恩。应松年说，有时深夜伏案，稍有懈怠，想起王老先生，就又笔不辍手，耕耘在行政法教学研究的阵地上，并以王老先生为榜样，视奖掖青年学者为己任。
20多年来，我国行政法制发展迅速，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到《立法法》，一直到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国行政领域里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被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参与起草，还是参加讨论，或是提供咨询，这些法律都倾注着应松年的一份心血，寄托着他的法治理想，承载着他的人生追求。应松年在治学、立法研究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拥有众多“第一”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行政法学领域里，应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程中，应松年有幸参与了教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开创性工作，成为众多“第一”的拥有者。
1981年，应松年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他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也是在‘边学边编’，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是我那时去得最多的地方。”边学边编，包含了我国行政法学开创研究的几多辛酸。
1984年，他主编了建国后最早的行政管理学教材之一《行政管理学》，这一著作包含着应松年对于中国行政法治之路最初的思考、体悟，第一次揭示了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内在联系。这本书后来发行达数十万册，获得全国行政管理学论著一等奖。
1985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成立，十多年来，应松年一直担任该学会的副总干事兼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学会会长。学会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行政法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6年，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发起了组织行政立法研究组。近20年来，应松年作为研究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在京的一些学者和在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一起，从事了多部行政立法的研究和试拟稿的起草工作。
为促进行政法学的繁荣，应松年一直希望行政法学界有一个可以探讨争鸣的园地。在没有经费，没有专职编辑的条件下，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终于创办起了一份理论刊物。开始用油印，1993年取得一些资助后正式出版，成为我国法学领域里惟一的单科理论期刊，这份杂志就是现在的《行政法学研究》。
挂在嘴边的法言法语有时被遗忘了
在谈到中国行政法体系时，应松年说，法律的制定，某个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同努力，我们的法治之路才得以不断向前延伸。
对于他参与已经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应松年如数家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目前他又把期盼投向了《行政程序法》。他说，近几年来，行政程序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个别政府部门在审批过程中的不透明、效率低下和“寻租”行为。除《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作了较完善的程序规定外，其他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比较简略，且不统一。因此，从长远来看，仍然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程序法。它将更加体现规范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应松年指出：“我国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现在必须重视程序的作用。只有程序公正了，才能更好地促进实体的公正。”“进一步说，程序不光是一个工具，程序本身也具有独立价值”。
但是，应松年同时指出，立法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他说，目前正在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关系到中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部重要法律，但却遗漏了权利救济问题。该法在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委”关系和司法救济问题。当时立法讨论时，关于“两委”关系还有些争论，但后来还是写下了相互矛盾的法条。对于司法救济，大家却集体“失语”了。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但当一个又一个民选村主任被非法撤换、停职或者无法上岗时，村民们却没有什么救济渠道。告到法院，法院却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规定，政治权利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受理。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这是法学专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这句话却在立法的关键时刻被遗漏了，无论从中国的民主法治角度来说还是从法学专家角度来说，都教训深刻！”应松年遗憾地说，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尽到一个行政法学者的责任。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
1986年，应松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之后，中国政法大学招收了中国最早一批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应松年先后担任导师组副组长、组长，后又担任博士生导师，承担了培养中国第一代行政法研究生的任务。其间，他还担任师资培训和法制干部培训的组织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行政法学教师和实务工作者。
1997年，时值应松年教授从教35周年暨60华诞庆祝会召开之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不管如何辛苦劳顿，应老师总是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他善于用浅显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来解释深刻的法学思想，受到听讲者的普遍欢迎。”
他的另一位学生也饱含深情地说： “每次上课，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很早赶到等着我们，常令我们感动和惭愧。他采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和激励我们各抒己见，使我们在讨论中深入，在交流中受益。”
学生们从应松年那里不仅收获了知识，更传承了民主法治信念。一位当法官的学生说：“在跟应老师读书的日子里，不论探讨学问，还是处理事情，他总是很民主，先让你说说看法，最后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我们很平等。亲其师，信其道，我们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知识，而且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谈到自己的学生，应松年颇为自得：“硕士上百名了，博士有几十个。许多人都羡慕我这一点，在学生身上，我也学到许多东西。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在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人生的延伸，理想的延伸。”
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
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
应松年喜欢读小说。他说：“文学即人学，法学也是如此。”关注人，关注人性，这应该是文学和法学的***同之处。文学对于正义的崇尚，对于邪恶的鞭挞，也是和法律精神相通的。文学的感性，法学的理性，殊途同归。只有在深刻参悟人性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才是切合人民意志的。
“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应松年教授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学术宗旨和做人准则。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说：“他经常教育我们，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相对人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把正义和公平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尽己所能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应松年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也写道：“保障人权，体现人性，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核心。在立法、执法领域，坚持人文关怀，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制定法律、实施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应松年告诉记者，尽管中国行政法制发展很快，但目前基层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的现象仍然很严重。作为人大代表，他每年接到的申诉信都有300封左右。他总是很认真地转给相关部门。他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反映的都是有问题的。”
应松年介绍说，有一次，有一位职工拄着拐杖来找他，主要问题是工伤评定等级过低。应松年教授耐心地听他诉说后，经过一次次电话联系，多方奔走，终于解决了这位职工的问题。还有一次，有两位基层法官找他，诉说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处理。为此事，应松年多次反映，最后取得了高检院的支持，终于使两位法官的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言及此，应松年对高检院重视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并认真处理的行为，深为感动。
作为一位行政法学者，应松年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作出了业绩，同时，在行政法制建设中，在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中，应松年作为一个学者，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行政法同行，是应松年人生轨迹的写照，我们相信，他将继续精神抖擞地与行政法一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