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死为父报仇的孝子：唐代报杀律法从武则天开始改变！

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报仇杀人的事件俯拾皆是。李白有诗《秦女休行》，歌咏了秦氏女子休为父报仇的豪情侠义，秦休因报杀仇家而身陷囹圄，却无所畏惧，最终幸蒙宽赦，并得以名垂千古，读来豪气干云：

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

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直上西山去，关吏相邀遮。

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

素颈未及断，摧眉伏泥沙。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

何惭聂政姊，万古***惊嗟。

为尊亲报仇而杀人作为儒家所推崇的孝义之举，是广受称许和同情的。但同时，报仇杀人的行为，显然挑战了法律的权威，杀人者当抵死，刑狱也随之而来。 究竟是国法之威凌驾于孝义之上，还是报仇的孝义高于法律威严，自汉至隋，探讨不断却难有定论。

总的来说，自秦汉至杨隋，国家立法偏向于禁报杀。但报杀案却常常作为特例得到宽赦，或遇赦放归，或直接不受追究，甚至有的报杀者以此得褒奖、举孝廉。唐高祖、太宗和高宗初期的报杀案件，均以宽赦而结案。然而，随着局势的稳定，一味地弘扬孝义己不适应统治需求，日渐稳定的国势需要重启法律的治乱求稳功能。于是，在报杀的司法处理上，开始产生了变化。

高宗永徽年间的智寿兄弟案，是唐代史料所载处死报杀案孝子的第一例。《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载：“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父为族人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涂，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已，见者伤之。”

此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案情上有司争议了三年之久，其程序上未得上报。最终弟作为初谋被就地正法，或许可见，当时在地方层面上，有司断案时对国法的遵从是切实的，法律是唯一依据。

武后年间发生的徐元庆案，可谓是唐初以来报杀案上有惯例的转折。案情并不复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载：“武后时，下邦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祖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

徐元庆之父为县尉所杀，县尉显然也未移乡避仇。徐元庆报仇之举符合儒家经义的构建，报仇后，也同之前的孝子一样，归案自首。案件上报后，武后本欲依前例赦免，时任左拾遗的陈子昂认为不可，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处理方式一一“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即先正刑处死维护国法的权威，然后由官方在民间旌扬其孝义之举。

陈子昂认为，礼与法同样重要，不可“以礼废刑”，也不可不“以法伤义”，同时兼顾礼法，才能销暴乱、兴廉耻，天下大治。针对此案，陈子昂认为，徐元庆复仇，在国法上，应该伏诛；同时，徐元庆从经传“父仇不同天”之教导，应被赦免。他认为刑以遏乱、仁以崇德，徐元庆复仇，非行乱，乃仁德。尽管如此，为了不废刑，徐元庆仍当处死，同时这也是成全其舍生忘死之节。最后，陈子昂提出了个似乎两全其美的解决方式。

武后从其议，时人也多认可了这种先决杀后褒扬的方式。以徐元庆案为转折，此后一段时期内的孝子报仇案件，在处置方式上，均沿用先杀后旌的方式。先杀后旌的司法惯例，似乎是顾全了法律和私义两方面。而实际上，确是将法律置于第一位置，依法果断处死孝子才是真正目的，此后的哀旌只是对众人情感上的弥补。

以圣历二年杜并报仇案为例，杜审言被构陷系狱，将被处死。其子杜并报仇击杀构陷者，自身亦被杀。这件报仇案由于孝子本身己死，自然谈不上处置。但杜审言却因此被免官，可见国家对法的维护。试想，若杜并未死，必定也难逃国法的追究。

陈子昂所提出的国法、经义相分离的处置方式，为后几朝沿用，但有着根本的缺陷，其矛盾和不合理之处也逐渐为人所觉。宪宗朝曾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对陈子昂的《复仇议》进行了批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的议论中的漏洞：本质上来说，礼与刑都是用以防乱的，既然本质一样，又何来族与诛两个不一样的评价结果。既族又诛，非但不能兼顾礼与刑，反而默刑坏礼，两头都顾不到。

明确了礼与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针对徐元庆之案，柳宗元认为，评判结果无非两个：徐元庆之父无辜被杀，报仇便是守礼而行义，当赦且旌；徐元庆之父有罪当死，那么报仇是违法悖鹜，当正典诛之。

柳宗元之说虽未带来直接而实际的影响，但就在一两年后，相似情况的梁悦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针对此案，韩愈在反驳陈子昂之说荒谬性的基础上，提出在现实中对报仇的评判并非易事，百姓相仇或仇杀官吏不可单一以法而断，当事下尚书省集议，最终由天子定夺。韩愈之说切中陈说弊病，又提出了合适的处置方式，宪宗欣然采取其议，梁悦之案最终以免死配流结案。

“集议以闻，酌处之”的处理方式其实并不新鲜，但并非作为明确的惯例使用，进入“集议以闻”程序的只是一部分特殊案件，且此前的评判标准不一。韩愈此议实际上把孝子报仇案件的决断权从法吏有司处收归至天子，而天子决断所依据的，多是经术之士的议论，最终能达到传统经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目的。

纵观有唐一代的报杀案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唐初至武后时徐元庆复仇案发生前，孝子报杀虽应依唐律“谋杀人”入罪问刑，却几乎都到得有司上奏免罪，孝女甚至得到了妥当周全的安置。此为唐初的宽赦不问期。而自徐元庆之案起，均依照陈子昂“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处决孝子。此为据法问刑期。最后，宪宗时梁悦一案，韩愈上《复仇状》，提出孝子复仇，“集议以闻”，报仇案件多得上谳集议，最终减刑免死。此为减刑免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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