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鸿的主要著述

一个刑事辩护律师的困惑：

作为一名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经常会在实践中面临一些从策略到技巧等方面的疑问。大致说来，除了个别的腐败派律师，好的辩护在现实中越来越呈现出两种逐渐清晰的派别，那就是技术派和艺术派。

艺术派与技术派的概念，最早由媒体人沈亚川先生于2008年提出。当时他有感于一些律师的辩护方式颇似行为艺术，每一步操作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播，媒体则紧紧跟随，甚至亦步亦趋。他们试图给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帮助赢得案件的最终胜诉或者得到其他较好结果。这一类风格被归为艺术派。

另外一些知名律师的辩护，则多注重在技术和细节方面提出质疑，将辩护主要看成是一种阳春白雪的职业。他们会在法庭上喋喋不休地讨论证据、事实，熟练地使用晦涩的术语解释简单的问题，不擅长甚至不屑于向媒体解释，不愿意变成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类风格则是典型的技术派。

随着办理的案件越来越多，我却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司法环境的影响致使两种辩护方式都有走入困境的趋势，尤其是在所谓大要案及某些敏感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先从最近承办的两起案件说起。

某地一个副市长涉嫌受贿的案子，接受委托的时候，已经快开庭了。我去见当事人，他向我展示了自己遭到严重刑讯逼供的状况，包括身上的伤痕和描述的细节，这些东西是编不出来的。完了他跟我说：“张律师，我就是现在给你讲一讲，开庭时不要提这个。”我问他，为什么不提？因为根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一开庭法官就会问有没有受过刑讯逼供的问题。他说：“我也是老政法了，我知道讲这个没用的，而且他们和我讲过，只要在法庭上不提这个事，我的刑期会很轻，缓刑都有可能。”

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纠结的事情。坦率地说，我不相信类似承诺。但是因为他的坚持，出于尊重当事人的考虑，我把庭审的重点放在数额和情节方面，为他作了罪轻辩护。最终，他被判处11年徒刑。也就是说，对方拿到了你当庭认罪的信息，你又帮对方解决了非法办案这样一个很大的顾虑，它就干脆作出一个毫无顾忌的判决。这显然是技术派辩护失败的一个例证。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件上诉案，虽然只是一个小案子，但是因为我觉得一审判决很荒唐，所以接手了二审。案子是这样的：两个人做生意时产生了纠纷，其中一个用西瓜刀砍另一个人的车，另一个则开车撞了他(砍和撞的先后顺序有争议，无明确证据)，被撞的人轻伤。侦查一直按故意伤害的脉络进行，起诉和判决却改为故意杀人罪，最终判了五年徒刑。

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是二审辩护的重点。在大约半小时的辩论中，几乎都是我在慷慨陈词，从事实、证据到逻辑的不同角度分析，为什么故意杀人的判决从法理上讲不对，从犯罪构成上讲不对，从判例上说也不对。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根本无法反驳，法庭辩论成了我一个人的舞台。但我在庭后仍然和当事人家属说，案子很可能会维持原判。为什么？因为刑事辩护已经被边缘化，随便你说什么，反正没用。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家属就只好给法官打电话说：这个案子如果你们维持原判，我就在你们法院门口自杀。本来，类似的威胁法官听得多了，他不会怕。但是可能法官去问了一下一审法院，得知这个人确实曾经在一审宣判时割过脉。就这样，没过半个小时，法官打电话问：“张律师，这个案子你们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

办理的案子越多，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辩护，该怎么样当好律师。是艺术派那种？——比方说，一接案子就发微博，在第一时间跟媒体和舆论互动，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形成气场，警方不可能跟你一对一地辩论，虚实有度全是你在把握，很容易制造新闻事件，给有关部门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一旦民众的情绪被激发出来，就构成一种力量。当对手妥协时，你的当事人就可能得到一个相对较好而成本又低的结果。

当然也不尽然，假如有关方面一开始就执意要摆平你的案子，激进的方式甚至可能带来更加糟糕的后果，当事人被判得更重。到最后，互联网上只记住了律师，没记住当事人。

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一个案子可以让艺术派风格的律师先上，不行了再换技术派风格的律师？技术派律师的优势是帮助当事人同有关部门讨价还价，先替对方着想，再谋求从轻发落的机会。但是大家知道，律师都是一些有独立个性的个体，而且对一个案子的总结又只能在结束之后进行，在案子进行过程中，事情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演变，殊难预料。所以，上面的设想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真正的困惑在于，无论艺术派的辩护还是技术派的辩护，其实都与事实和证据没有直接关系，更对促进法治无益。在一个案子判与不判、判重判轻主要取决于领导批示而不是证据和法律的时代，技术派和艺术派都不过是扭曲环境之下的奇技淫巧。律师这个职业的基本准则在哪里？职业伦理是什么？刑事辩护有没有规律性？诸种问题非常令人困惑。

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由于缺乏基本的准则和规律，我们只能在个案当中，一方面争取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争取维护法律残存的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