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法律篇的推荐理由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是古希腊著名学者柏拉图(前427～前347)所著。是柏拉图的美学和文艺学论著的选集。该集收录了柏拉图的8篇对话体文章，***约22万字。第1篇是《伊安篇》，主要论述诗的灵感问题。第2篇是《理想国》(卷2至卷3），主要论述统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问题。第3篇是《理想国》（卷10)，主要论述诗人的罪状。第4篇是《裴德若篇》，主要论述修辞术。第5篇是《大希庇阿斯篇》，主要论述美的本质问题。第6篇是《会饮篇》，主要论述爱美和哲学修养问题。第7篇是《斐利布斯篇》，主要论述美感问题。第8篇《法律篇》，主要论述文艺教育问题。所选的每一篇文章在书末都附有一篇朱光潜先生写的题解。另外，书末还有译后记，对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和评价。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本书比较集中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美学和文艺学思想。柏拉图的美学和文艺学思想体现了古代人对美学和文艺学问题思考和探求的成就，虽然具有唯心主义成分，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美和文艺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柏拉图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开辟了中世纪直至德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研究路向，他关于灵感问题的探索对文艺复兴乃至近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了影响。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包括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文艺本质论，以极端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功用论，具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文艺创作论，其完整性和丰富性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古希腊思想家，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柏拉图的美学、文艺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的，只有了解他的哲学观、政治观才能把握其美学观、文艺观。

柏拉图的政治观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政治领域里的应用和引申，而建立“理想国”是他的政治观的核心。对“理想国”的描绘和向往，集中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理想，推崇靠知识、德性统治。柏拉图的国家和近代的许多乌托邦不同，他或许是想要付诸实行的。这并不像我们自然而然的会以为的那样幻想而又不可能。要实现柏拉图的国家，可以从《国家篇》中看出他对统治者、辅助者和卫士的要求。为了实现公正，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设计了由统治者、辅助者和卫士组成的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古代希腊的美的概念，比现代通常限定在审美价值范围内的美的概念要广泛一些，美与善、好几乎没什么区别，道德的、认识的价值也包含在美的概念之内。《大希庇阿斯篇》认为美是超出美的事物之上的一种物质；美是比任何质料或形式更具概括性的一种性质；美是比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更持久稳定的一种东西；美是与人的欲求相关而又超乎其外的一种东西；美是与人的快感相联而又超乎其上的。《会饮篇》：“美本身”就是一种先验的绝对的美的理式，这种理式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这就是说，最高的每存在于理式之中，只有理式美才是真实的，是美本身，是“纯粹的美”，而事物美不过是它的幻象、影子。理式论是柏拉图美的本体论的哲学基础，与理式论紧密相联的“回忆说”则是柏拉图美的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艺术的本质是模仿与灵感。柏拉图艺术论的核心是区分了灵感与模仿，灵感诗与模仿诗，使诗摆脱技艺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使艺术的本质回归于诗。模仿，唯心主义，“临摹”、“摹本”，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功利的、被动的、忠实的抄录。柏拉图在理式论基础上，对文艺是自然的模仿进行了改造，来论证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揭示文艺的本质。柏拉图认为文艺模仿的不是理念本身，而是理念的影子—现实事物，因此文艺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着三层。 这样，由于柏拉图否认了现实感性世界的真实性，也就否认了模仿感性世界的艺术的真实性，否定了艺术的崇高地位。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建立在他的理式论哲学基础上。在艺术本质的认识上，他认为文艺是对理念的摹仿，不具有真理性，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依据理式论，柏拉图提出三种世界：理念—现实—文艺（艺术）。 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之本源，是统摄万物的最高存在，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而存在，超然物外，无形无色，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即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绝对精神、观念统治着世界。）现实世界、物质世界是第二性的，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任何摹仿都只能触及事物的表象、影象，而不是实体，它只能模仿理念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不是全部与实质。因为摹仿总要受到时空等外在条件的限制。因此感觉中的物质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苍白的影子、不完全体现，和真理隔了一层。由理念到现实世界，已失去不少真理性、普遍性。（影子、摹本）“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面上象能制造一切事物，因为它只取每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还只是一个影象。”

艺术世界是第三性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距离真理更遥远。“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为说明此观点，柏拉图举出三种床的例子： .理式的床、物质的床、临摹的床。理式的床是本体，不依赖于外在物质存在，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概念，是一切床;物质的床是具体的、个别的，木匠的制造，受大小、时空、材料的限制，理念之床的不完全体现；理式的床与物质的床又不同，只是外形的摹仿。视点不同，所见的外形就不同，更不具有真实性。在柏拉图的三个世界中，理念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念世界，艺术世界又依存于现实世界。后两种世界是较低的，文艺更低下，不具有普遍真实性。站在理念高度的基点上柏拉图贬低了文艺的作用、诗人艺术家的地位。认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艺术家都只是摹仿者，只得到影象，抓不住真理。其地位不如车夫、医生等具有专门技艺的人。 柏拉图的“理念摹仿说”本质上是一条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为“有神论”留下了生存空间。“理念摹仿说”否定了艺术反映现实世界生活的客观属性，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贬低了文艺的作用意义。

柏拉图对艺术功用的理解建立在他的“理想国”思想上，强调文艺必须对人类有用，有益于城邦、合于城邦制定的规范。

《理想国》的主要思想：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极盛而衰的时代，面对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衰落，他渴望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公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农民手艺人（奴隶不入等），统治者应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哲学家（能见到真理的人），后两个等级听命于第一等级。各阶级各得其所，应统治的统治，应服从的服从。国家才有“正义”。人的灵魂、人格也分为三个等级：理智——意志——情欲。理智上要智慧，意志上要勇敢，情欲上要节制。这三大美德的结合就是正义，就是理想的人格。教育应该为理想国培养如许的理想人格，培养城邦的保卫者。包括文学艺术也应培养这种正义。而诗歌贬低了英雄、亵渎神明。荷马史诗和悲剧诗人把神和英雄写得与常人一样，不能使青年学会真诚勇敢、镇定而有节制，不利于培养城邦的保护者。文艺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破坏了人格正义，“毁坏心灵中的城邦” 。诗人往往摹仿人的情感情欲，滋养放纵情欲，迎合人性中无理性的部分。此外，性欲、愤恨等欲念，理应控制的，诗歌和戏剧却滋养了它们，“破坏了心灵中的城邦。”基于上述理由，柏拉图提出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

在文艺社会功用问题上，柏拉图的态度是明确的：文艺必须对社会有用，为城邦政治服务。有用则是好的，否则是坏的。这种效用说实质是奴隶主贵族的功利主义原则，把文艺变成政治的附庸，贵族统治的工具。否认艺术的独立性。文艺创作来自诗人的灵感，来自神力凭附时的一种迷狂冲动。（见之于《伊安篇》、《斐德若篇》）

在文艺创作的源泉、动力上,柏拉图提出：创作来自灵感，灵感来自神力。“灵感”，希腊文原意指“神赐的灵气”。在文艺创作的原始意义上是指创作时神性的冲动、着魔状态。“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和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记忆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灵感，有神力凭附着。……是认识一种轻飘得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诗人们对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并非凭借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诗人并非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创作过程是神的操纵过程。神力凭附在诗人身上，把启示、灵感输送给诗人，使其陷入如醉如痴的迷狂状态。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对灵感又做出另一种解释：灵感是灵魂的回忆。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飞升神界，修行深者可达到最高境界，见到真实的本体世界、神与理念世界。再度投生依附肉体，人世事物使其回忆起神界观照的景象，引起欣喜若狂的心理，见到真美时的喜悦。

柏拉图的“灵感说”具有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他把作家的创作活动归之于神力的主宰，仅仅是代神说话，把创作活动引向神秘主义，否定了创作过程中的理性因素，也否定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灵感不是神的赐予，是诗人的精神劳动中突发的高级心理状态，它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产物，也是生活与艺术实践的结晶.。神力凭附说、灵感论为后世基督教神学、文艺学所用，也影响后世非理性文艺学说的诞生，如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原欲升华说等）柏拉图的灵感说也有合理的因素。剥去其神的外衣，他注意到文学作为情感艺术的特殊性、创作主体的心理作用、文艺的情感机制等，尤其是在文艺发生学上找到心理动因。灵感论的提出，揭示出创作过程中作家心灵状态的影响作用，说明文艺创作是以情感活动为主要特点的。文学不是靠纯理性的逻辑思维，而是情感的高度激发。这种情感活动带有很大的非自觉性，没有创造的冲动、巨大的热情，就不会有光彩照人、动人魂魄的艺术形象和力量。灵感启动了作家的创造想象、智慧。

灵感迷狂说最早涉及到文艺的心理机制、情感机制，影响了后世注重心灵表现的文论家，开了“表现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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