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在和平时期的收入来自什么？

雅典在和平时期的收入来自贸易税和与贸易有关的附加税。它对进出比雷埃夫斯的货物按价征百分之二的商品税，以及百分之二阿提卡境内的商品贸易税、港捐或过境税，还有对外邦人、奴隶、娼妓征收的税款。它也从国家财产收租，包括百分之四的劳立昂银矿租金，以及法庭的罚款和没收的财产。

在和平时期收入足供开支，因此在和平时期完全不向公民抽税。当色诺芬在公元前355年向雅典当局献策增加收入改进财政状况时，他提出的是同样一些办法：吸引更多的外邦人、客商和船长，修建更多的国有货栈，给每一公民买三个奴隶，即12万名奴隶，让他们把这些奴隶租给矿山，用这办法更大规模地开采矿业。

他正确指出，雅典只要能保持和平，就能为它的贫穷公民提供充分的补助。重建它的船坞、城墙和神庙，并积累一笔储备金。在战时，情况就急剧变化。最高的三个阶级要缴纳资产特别捐（eisphora）并服兵役；最富有的公民还要拿出大量钱财来担任三桨座船长、骑兵、垫付税款等。

同时，战争又破坏了商业贸易，赶跑了外邦人，因此税收急剧下降。伊索克拉底在公元前355年写道："雅典现在被商人、外邦人和旅客视为畏途，而在和平时期这些人都争先恐后要挤进雅典的。"因为在战时雅典消耗它的金融储备就像蜡烛两头烧一样，它消耗之快，不下于它在和平时积累之速。

雇工日佣级的公民，由于在和平和战时都不缴纳任何税款，反而可以在舰队摇桨而挣得工资，因此他们参加战争在金钱上一无所失，假若帝国恢复，他们还可做军事移民而提高到重装步兵级，由于这一级在民主政治中是多数派，他们就在决定国政时表现得非常好战，总想把雅典同盟变为雅典帝国。

在公元前415年，"大多数群众和士兵都希望立即获得国家补助，夺取了使他们能永远享受补助的权力。"在公元前393年，阿里斯托芬提到当时雅典的气氛又像是要进行一次新的冒险。"让我们把舰队开出去吧！（一个演说家叫喊着）；穷人投票赞成，富人和农民投票反对。"在公元前355年色诺芬把人民对第二次雅典同盟的态度归纳为"侵略"二字，其原因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

贫富之间的利益对立也影响和改变了雅典宪法的精神及其实施。对法律特别是对"不成文法"的尊重，由于人民决意靠命令而不是靠法律实现其意愿而被削弱了。对"不合法"（grapheparunomon）的控告，原来是为了保护已有法律而设的，现在却由于滥用而失效，据说阿里斯托芬就曾以这罪名被控达75次之多，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对"叛国"（eisangelia）的控告，原来也是为了在司法手段不足时用以保护国家的，也变得极为平常甚至极可笑地滥用起来，以至于某人给歌女赏钱超过他的法定纳税额也被控告"叛国"。这两种控告都直接由人民在人民大会上审理。

大约公元前355年以前的某个时候，为了保障法律判例而实行了新的诉讼程序。从审判法庭中抽出1001名陪审员组成专门班子，供人民大会随时任用为审察官（nomothetae）去审察现有一切法律，并根据他们的判断做相应的修改。这再一次表明人民变成了法律的来源与评判者。

行政权力被逐步削弱。议事会失掉了执行之权和判处"叛国"罪之权，也失掉了凭它的调查取消行政官员候选资格之权。在这些问题上人民大会或陪审法庭才有最后决定之权。议事会的指导外交谈判和管理财政之权也让给人民大会了。人民对高级行政官员猜疑极重，这些官员中不少人被陪审法庭处死、放逐或罚款。

人民对他们毫无怜悯。卡利斯特拉图斯因为"没有对人民做最好的忠告"而被判"叛国"，他在公元前361年逃跑而得免于死，但他于公元前355年左右回来祈求十二神祭台的庇护时，却被处死了。伊菲克拉底于公元前356年也被控"叛国"，他以带雇佣兵进入法庭相威胁而得以无罪开释，提摩修斯则被罚一笔极大的罚金?100塔连特。政治上的显赫对于任何高级行政长官说来都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对一个议事会成员也是如此。大家都默认人民绝不会犯错误，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措施和政策都是正确的，如果有所差错失败，责任就落在执行者身上。

亚里士多德写道："人民在一切方面都是主人；所有行政都按人民大会的决议和法庭的判决行事，而人民在大会和法庭中是当家做主的。"在这样一个直接由人民管理的政府中，政治领导者是极其重要的。过去的伯里克利一人而兼将军、财政家和演说家，他的后继者却极少博学多能之士。将军愈来愈成为一个专门行业，他们如果在国内不受欢迎或不得势，就跑到海外当雇佣兵头领。财政家也同样精通本行业务，而在当时理财却愈来愈具有治国方面的重大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也是能干的雄辩家。

演说家则专门推敲在人民大会上和法庭中如何使人民接受自己观点的技巧。在他们之中最为无耻的就是那些政治上的智者，善于指白为黑，对任何主人都可卖其伎俩，他们经常被雇佣兵头领、外国当局、承包商、骑兵指挥官所雇用。甚至那些有意取得政治领袖头衔的人最初也得逢迎人民的意志，这样才能形成任何影响。一个演说家除非担任了某一行政职务，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即使他鼓吹的政策危害极大。因而为失败负咎受罚者总是那些执行政策和担负行政职责的人。

阿里斯托芬剧中一个角色曾对财神说过如下一席话："老实讲吧，只有你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甚至在战争中也只有你站在他们身边的那一方才能打胜仗。"有钱就有雇佣兵，甚至斯巴达，更不消说其他一切城邦了，都用雇佣兵支援他的公民部队和在战时用以充实行伍。雅典是雇用他们的一个大主顾，约有7000?8000名的雇佣兵经常为它服役，仅此一项在同盟战争中就耗费1000塔连特。

雅典公民的重装步兵只愿就近服役，他们的纪律和训练都不及雇佣兵。骑兵虽然仍由自己出钱装备的雅典公民组成，也要每年花费国家40塔连特。城防工事、舰队、船坞、兵器库、军械更要花费大量投入。可能每年都要修造新船。

除此之外，国家付出的工资、补助金等也有增无减。参加人民大会的人在公元前4世纪初每人得一个奥波尔，而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则参加一般会议得六个奥波尔，参加主要会议的九个奥波尔。早就领取国家工资的陪审员，现在则比过去领得更多（因参加陪审工作时间增加更多），每一行政官员也领得少量津贴。无怪乎陪审法庭在公元前355年以及再度在公元前348年的关闭被看作是财政耗竭的征象。

对公元前403年制定的雅典宪法也做了一些修改。大约在公元前378?前377年，九位主席（proedroi）按抽签产生，每一部落出一位（在主席团中已有代表的那一部落除外），他们的职责是主持人民大会和议事会的会议；可能在公元前366?前365年，还用抽签法选定了一位主席团秘书（grammateus），一年一任，以协助"议事会秘书"，那是按月选举的。这些新设职位显然是为了增加行政效率。

最重要的革新是在财政金融方面。其中有纳税小组的设立，它主要是为了征收资产特别捐，其后也用于摊派三桨座船建造费；另外就是海军专员小组的建立。在公元前354年以前，在财政金融方面的对等管理权力机构一直是议事会，以后才由"神圣基金"（to theorikon）专员会拥有了监督各部门财政开支的权力。散发现金使最穷公民能参加并履行城邦节庆活动，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就已经是一种对穷人的补助，到公元前4世纪时更是使人们渡过难关的一项重要措施。

大约在公元前358年就建立了神圣基金，这是一笔特别的基金，可以经常提供现金，接着就任命了基金专员会。这些专员由人民选出，四年一任，以配合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泛雅典娜节庆会，这个官职在民主政治时期抽签选举一年一任的惯例中可算是一个例外。他们的例外的权力也使他们很快就能够"控制几乎所有的城邦行政"。

公元前354年，神圣基金首席专员是欧布鲁斯，他是一个能干的政客，曾提出公元前355年的和平建议。他和他的继任者执行了一个有远见的金融政策。它的主要支柱是一道可能在他任职期间（公元前354?前350年）通过的法令，规定每年岁入盈余都得全部交给神圣基金。

这一法令使得穷苦公民对保持和平也感到要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因为雅典假若发动一次大战争，盈余就不会再交给神圣基金而变成军事基金（stratiotikon）了。从绝大多数情况看，这一措施不失为精明良策。人民不再像贫富之间在和战问题上尖锐对立时期那样激烈分裂了。财政上的节约可贯彻到每一部门。战备则可用人民大会指定在军事基金中调拨的款项进行。

这一法令只不过对走向战争有所节制。然而这一机制也不是容易取消的。因为要这样做就得在人民大会建议指派专门的审察官去审察或修订这一法律，就像对任何记录在案的法律一样。然而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危险。假若真的出现需要参战的时刻，由这种措施造成的对和平利益的关注可能又太大太重，反而成为碍事之物了。

这个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被那些偏向于较温和的甚至非民主的宪法的人当作"极端民主"的榜样而受到严厉批判。修昔底德和阿里斯托芬的继承者是柏拉图、色诺芬、提奥庞普斯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对这个为帝国主义幻想所迷惑、为演说家所左右的人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蠢事做过许多批评。然而，雅典娜之城仍保有许多超群出众的品质。它给予它的公民以政治、言论、教育、法律和职业的自由。

它赡养了穷苦群众，并让他们保有自尊。它在日常生活中以人道（philanthropia）对待外邦人和奴隶，他们得以参加许多种家庭和城邦的崇拜仪式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它在文化、商业和资本方面为天下第一。在实施它的宪法方面仍有不少温和折中的因素。议事会成员和陪审员都是年过三十的人。在正常时期，他们中大多数都来自重装步兵级，因为官职薪金仍不足以吸引雇工级的许多成员，而人民大会的参加者绝大多数仍是那些家有恒产因而有闲暇的公民。只有在经济困难时期，陪审员中穷人才占了压倒多数，

也只有在关键的讨论时刻，最富阶级才出席大会以凑足人数控制决议。世代相传的经验和严格的议事规程相结合，使得雅典人能够在治国施政方面仍不失为公元前4世纪其他国家效法的一个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