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复仇的公共秩序至上

到15、16世纪的时候，血亲复仇早已被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法律所严厉禁止。直到在文艺复兴?后才确立国家刑罚的观念，对于杀伤案件给予严厉的刑罚处罚，只有过失伤害才作为损害赔偿处理，故意杀人已作为重罪，必须严厉追究、处以死刑。

和欧洲法律经历过一个赔偿取代血仇的阶段不同，中国早在战国时代法律就开始禁止私人复仇，强调一切杀人行为都必须由国家刑罚进行严惩。最典型的表述是法家的观点：私人之间的复仇是影响统治秩序的大罪，要予以严惩。商鞅入秦，实践法家理论，大约已开始禁止私人的复仇，而且复仇的风气也已有所收敛。韩非指责当时社会上的“五蠹”之一，就是“立节操”而带剑的侠客，“侠以武乱禁”，替人复仇，破坏法制。后来的荆轲刺杀秦王失败，被秦王杀死，荆轲的朋友高渐离为友复仇，又潜入秦国行刺，正是证实了韩非的说法。

很多民族的古代法律发展出以赔偿代替复仇的法律，或许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机构，缺乏集中的君权，没有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力量；或许是因为社会经济中交换具有较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交换的概念侵入到了复仇行为，以钱财赔偿顶替了原来凶猛的搏斗残杀。游牧民族往往需要一定的交换活动才能得到足够的生活资料，比自给自足的农业民族更具有交换的概念。欧洲中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上风的时代，不过即使在当时，商品货币经济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日耳曼各族的法律中，用以计算赔偿单位的清一色是金币或银币，可见社会经济中商品货币经济影响依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