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关于卖花儿童的文章

卖花儿童的来源地、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卖花儿童多来自于安徽，主要集中在阜阳和泗县，少数是江西和贵州，女孩居多。占被调查者的66.7%，年龄一般在4—16岁不等，多为学龄儿童，被调查的18名卖花儿童中，12人(66.7%)的父母在宁波打工，绝大多数在我市民工子弟小学读书；3人平时在家乡就学，暑期来宁波卖花；另外3人未到就学年龄。调查的学龄期卖花儿童也都表示在读书，只是放假时卖花赚点学费。

2、卖花儿童的鲜花的来源、收入、生活保障情况。据调查卖花儿童的鲜花主要从鲜花店批发进货，93%的卖花儿童称鲜花来自花店，极少数是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品种主要是一些玫瑰花和康乃馨，进价平时一般是0.5元一枝，节假日进价为1元左右，未能销售完的，一般作垃圾处理掉。每天卖花额度没有硬性规定，每支花的所得在1—5元不等，最多的孩子每月有近千元的收入。所有卖花儿童都表示出来卖花是为了补贴家用。卖花儿童的生活均有保障，根据抽样调查显示，18人中的14人(77.8%)与父母同住，4人与亲戚同住；其中17人(94%)衣食由其父母提供，1人由其姐姐负责。调查的卖花儿童表示都是和家人或亲友一起生活，没有流浪乞讨行为。

3、卖花儿童与幕后操控者的关系。所有受调查的卖花童都表示，其背后都有操控者，其中14人(77.8%)为父母，4人(22.2%)为亲属。幕后操控者大多数以打工谋生，多以摆地摊、卖杂耍，或以清洁街道、捡废品为业，说服孩子出来卖花赚钱，在卖花儿童卖花期间，操控者都在附近观察周边，一旦有情况，马上掩护卖花儿童撤离。

(二)明显特征

1、卖花儿童人数和卖花场所相对固定。在随机抽样的200名市民(其中100名为青年人)中93.78%的市民在宁波见过卖花儿童，地点主要集中在城隍庙、天一广场外围、公园、电影院门口等休闲场所，对管理缺失的地点人数多一点，但对于保安管理较严格的场所基本不涉足。

2、卖花儿童活动时间相对固定。调查显示，卖花儿童活动的时间多为夜间市民外出休闲娱乐的时间，避开公安、城管等执法警力较多的时段，尤其是节假日，活动更加猖獗。一般从晚上5点开始至11点。

3、卖花手段一般以劝买型为主。少数存在死缠抱腿的情况，对身着正装的情侣卖花时的手段的恶劣程度较低，不过分纠缠，但对身着休闲服饰的青年情侣卖花时手段恶劣程度较高，尤其是对看似较老实的情侣强卖手段十分粗暴。主要针对青年情侣中的男士，在接受调查的市民中，19.77%的市民表示经常碰到强买强卖，54.24%的市民偶尔碰到过强买强卖，27.12%的市民从未碰到过强买强卖。

4、藏花地点多在附近树丛中。据观察，卖花儿童的花都藏于附近的树丛、假山等处，比较隐秘，一旦有城管、保安等经过，都迅速地把花藏到树丛中，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等检查人员走后，再继续拿出来卖。

(三)存在危害

1、严重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是儿童身心正常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卖花儿童靠卖花卖艺、捡废品等方式维持生活，脱离了主流社会，其身心发展与权利实现状况堪忧，大部分不能较好地享受义务教育和未成年人计划免疫保障，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长期以往，其心理容易畸变，形成一定的反社会人格，其心理表现诸如惊恐不安、猜疑多虑、撒谎欺骗、冷酷粗暴、恃狠斗勇等，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及社会隐性危险很大。

2、容易诱发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卖花儿童往往采取抱腿、追赶、耍赖等方式强买强卖，经常引发与市民的纠纷。而且在卖花过程中，少数有打架斗殴、毁坏财物，甚至盗窃等现象，卖花童幕后操控者的派系之间也存在争抢地盘的情况，这些都是影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影响市民生活，破坏城市形象。在接受调查的市民中，41.81%的市民表示卖花儿童现象对城市生活构成了很大的影响，31.51%的市民表示有点小影响，只有3.95%的市民表示没有影响。市民们表示，宁波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应尽量消除这种与城市发展不和谐的现象。80.23%的市民表示，政府应当对此现象进行治理，希望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维护城市形象。

二、主要做法

(一)加大救助宣传力度，变被动救助为主动救助。市民政部门及救助管理站通过上街劝导、流动救助车、发放救助卡等形式，对流浪儿童和卖花童主动实施面对面的“零距离”救助，并在主要车站、码头、闹市区设立救助指示牌，引导他们主动求助。

(二)成立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的专门机构—宁波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注重救助与教育工作有机结合，制订救助教育计划，对流浪街头的卖花儿童实行边救助、边教育，通过教育来逐步纠正流浪儿童心理偏差和不良行为。初步形成了寓学习教育、生活娱乐于一体的流浪儿童保护性救助工作机制。

(三)部门联动，***同做好拯救卖花儿童工作。公安、城管部门每晚都配备执法管理人员在主要场所进行巡查，发现卖花儿童进行教育劝阻，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卖花儿童及时引导到救助站实施保护性救助。在各有关部门的***同配合下，我市的卖花童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从最初的约150人减到目前的50人左右，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救助力度有限。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政策法规，救助管理站救助对象必须实行“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民政部门对于卖花儿童只能实行救助的职能，没有强制措施。即便市其他部门护送到救助管理站，在管理上也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卖花儿童幕后操控者若能证明是其父母或亲戚，小花童也确认其为父母或亲戚时，救助站就得让他们领走小花童。

(二)执法难度大。对幕后操控人员教唆卖花儿童的违法现象，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在侦查取证时困难较大，而且幕后操控人员多为卖花儿童的家长或者亲属，鲜少存在胁迫情况，城管部门曾经抓到过几个幕后操控者，移交公安部门后，也因证据不足而放走。

(三)缺乏有效的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针对卖花儿童现象，公安、城管、民政等部门虽然都各自有所行动，但由于卖花儿童现象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单靠某个部门是无法解决的，在工作中往往是出现集中整治之后又有所反弹，或因某部门执法处理依据不足，抓进来又放回去等现象。目前，相关部门在执法管理中大多以集中整治为主，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和执法处罚依据。

四、对策与建议

针对卖花儿童管理和救助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认为，从发展性保护理念出发，卖花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应注重儿童身心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预防与救助并重的原则，整合社会资源，标本兼治，努力构建卖花儿童的长效管理工作机制。

(一)加大惩治幕后操控者的力度。对指使、操控未成年人以卖花为名强讨强要，变相逼迫未成年人卖花，限制其人身自由，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利益，应受到法律严惩。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8条第1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义务教育法》第11条第3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招用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业。操控卖花儿童涉嫌雇佣童工，还严重触犯了2005年《刑法》中增加的“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因此，人口流入地的公安、城管、民政、劳动等部门应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把重点放在严厉打击幕后操控者上，并通过有关立法等途径，对卖花儿童给予必要的法律救助，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发挥社会整体功能，建立救助卖花儿童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已有的宁波市未成年人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职能，协调各职能部门，建立并落实相关部门***同开展治理卖花儿童现象的工作制度，实行部门之间和跨区域之间的综合治理，公安、城管、工商、民政、教育、***青团、妇联等部门均要各尽其责，并加强联合执法力度，有效解决卖花儿童问题。执法部门在治理工作中，应采取长远策略，不能局限于阶段性的整治，对教唆、胁迫卖花儿童的幕后操控者应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城管部门应建立长期的工作机制，加大弹性工作时间，加派执法人员，开展夜巡工作，发现一个制止一个，切断其卖花渠道。公安部门应加派警力，加大案件的侦办查处力度，注重证据的收集，深挖幕后操控者，对拐骗、强迫儿童以及组织、利用、胁迫未成年人进行卖花并从中牟利的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工商部门应加强对鲜花批发市场管理，要求他们对一些不明身份的外地人或没有经营资格的，专门从事玫瑰花采购的要加强控制，发现特殊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抓好源头管理。民政部门应做好救助管理机构的建设和日常运营机制的建立，加大对被胁迫卖花儿童的救助力度，发现一个，救助一个。教育、***青团、妇联等部门，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心理辅导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儿童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特别是要做好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解除心理障碍，弥合心理创伤，做好思想转化，纠正行为偏差。

(三)从卖花儿童流出地入手，抓源治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贫困和落后是这一毒瘤形成的重要原因，只有解决贫困问题，卖花儿童现象便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市可与卖花儿童流出地进行结对帮扶，给予经济、文化、项目上的帮助，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教育，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四)加大宣传力度，推广普法教育。报刊、广播、影视等宣传媒体应面向社会、面向市民积极宣传卖花儿童现象存在的危害性、表象背后的黑幕，纠正市民认识上在的偏差，呼吁市民不要盲目随意买花或施舍。尤其在广大农村、民工子弟学校、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企业中，宣传力度更应该加大。在民工子弟学校中应增设德育、法律常识教育等课程，从小教育和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法制观念。各级教育部门和***青团、妇联组织可根据自身条件采取定期举办家长学习班、法律知识辅导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切实将普法教育纳入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体系中，增强他们及其子女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