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物经历

少年

马尔罗少年时一心要当演员、征服者、（受诅咒的）大作家。他参观画廊、博物馆，上剧场和初期电影院，逛旧书店，跟阿拉贡、艾吕雅、勃拉克、夏加尔等交往。1921年克拉拉·戈尔施密特，一名移居法国的德国富商的女儿，在这群没有钱只有奇思异想的青年中间看上了他，她在日后出版的《我们的脚步声》中，这样描述她的意中人：“这是一个很高很瘦的青年，眼睛特别大，眼黑在突出的眼球上显得很小，浅绿色虹膜下有一条白线。后来我对他说你的眼睛往上翻了，后来我想他当水手的祖先大约是这样远眺地平线的，后来我又想——无疑有点傻——他根本不会平视看人。”马尔罗多年后对妻子说：“没有您，我最多是个钻书本的人。”

婚后

他们认识不久结婚，婚后马尔罗依然没有固定职业，在意大利等国作“艺术漫游”。20年代在巴黎，文艺思潮非常活跃，一切都可以成为“主义”——同时主义、未来主义、向性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马尔罗聪敏灵活，语惊四座，尽管只是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分量不大的文章，出过一部超现实主义的诗体小说《纸月亮》，但在同辈眼中俨然是一位天才。

这样过了1年多，马尔罗终于把克拉拉的嫁妆在墨西哥股票中输得精光。他对妻子说：“这下子您还不相信我会去找工作做吗？”他说的工作就是到印度支那去发掘“无主的”吴哥古迹。他认为从暹罗到柬埔寨吴哥有一条从前的王家大道，沿途寺庙林立，肯定有不少漏编的古迹，他们搬走几尊佛像到美国脱手，又可以优闲地过上几年。

到印度

马尔罗夫妇和一个朋友，带了几封巴黎东方学家的私人介绍信，一张殖民地部的不明不白的任务书，1923年10月底在马赛又碰巧乘上了“吴哥号”远洋轮，到印度支那去盗宝，开始了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神话——传奇——真实的生涯。

他们在柬埔寨，雇了1名向导兼翻译，装备了4辆牛车。披荆斩棘两天，在丛林中发现了以前在《法国远东学校简报》中提到的一座寺庙。这伙人用锄头、锯子、杠棒肢解了七块巨石拼成的佛像浮雕，返途中被选国殖民当局的安全稽查截获。预审工作持续了6个月，后来案子在当地报刊逐渐升级，从“非法挖掘古代遗迹”，到“盗窃吴哥宝藏”，到“马尔罗案件”。马尔罗被判3年徒刑，他不服，向西贡上诉，同时克拉拉在马赛和巴黎奔走呼吁，惊动了文学界的知名人士，纪德、莫里亚克、德加、伽里玛、阿拉贡、布东联名为他鸣冤叫屈。

马尔罗的律师在法庭辩护说：“这是一些无主的财产，不是保护文物，马尔罗做的事其他人早就在做了，多少人在吴哥遗址上取走了贵重得多的艺术瑰宝……如果对我的委托人的这些小事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应该对那些海军将官、贵人显要追查定罪，他们对同样的文物进行了同样的破坏。”这些话也是实话。最后马尔罗被判一年监禁，缓期执行。这桩案子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决不能说马尔罗是无辜的一方，更谈不上在法庭进行顽强的正义斗争。他确实是在盗窃别国的文化遗产，他若偷运成功，也是扮演了斯坦因等在敦煌扮演的角色。

这时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看准时机，向马尔罗建议，预支3千祛郎稿酬，订立3部书的出版台同。还说“干吧，第1部书交稿日期愈快愈好，想一想那么多作家给您带来的宣传效果！”

这样，马尔罗写出了《王家大道》。

神话说了又说，也就成了真人真事。

到西贡

马尔罗在印度支那发现了吴哥宝藏，然而对他个人历史更重要的是，同时发现了法国殖民当局的黑暗专横的统治。1925年2月马尔罗夫妇第2次到西贡，这次创办《印度支那报》。当时越南酝酿推翻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国正处于军阀混乱、国***台作进行第2次革命时期。越南有许多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华侨。《印度支那报》按照主编的意图是一份战斗报刊，几乎每天头版有1篇社论，抨击交趾支那总督和其他殖民政府官员。当局威逼利诱都没有使报纸就范，最后命令各印刷厂中断与《印度支那报》的台作。马尔罗决不是甘心失败的人，决定自办印刷车间。为了寻找越南得不到的印刷字盘，马尔罗夫妇搭船往香港购买。当时国民党领袖廖仲恺刚在广州遭暗杀，广州和香港又在举行总罢工。英国船长向香港英国当局发了一份电报，称：“安南最红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正在船上前往香港。”电报内容显然在香港泄露了出来，因为当船只在瘫痪的港口靠岸时，罢工的码头工人只同意给马尔罗夫妇搬运行李。香港一家耶稣会修道院更新设备出售旧字盘，马尔罗做成这笔交易后随即在澳门香港作为游客多待了4、5天。

写出有关中国革命三部曲前两部

这是马尔罗在1930年以前在中国领土（还在外国统治下）仅有的一次逗留。他凭此得到的印象，写出了人称有关中国革命三部曲的前两部：《西方的诱惑》（1926）和《征服者》（1928）。

1933年《人的命运》（又译《人的状况》或《人的处境》）出版后，马尔罗在西欧被看作是“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的人”。当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有人对马尔罗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做些什么表示怀疑。1928年《征服者》在德国出版德译本，附有显然是作者自撰的传略：“生于巴黎。1923年受殖民地部委派赴柬埔寨、退罗考古发掘。1924年安南青年党领导成员。1924~1925年，国民党驻交趾支那委员。1925年鲍罗廷领导的国民党起义指挥部宣传委员。”一位研究马尔罗生平的作家说：“天才作家有创作的一切权利，是不是也有创作自己身世的权利？”

1937年，处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斗争》一文中，责备马尔罗为中国国民党服务，是国民党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法国***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屠杀，这要归罪于他（马尔罗）。”半世纪来，马尔罗宁可背这个“黑锅”，也不愿用“不在现场”为自己轻松平反，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历年来记者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多少次有人对他说：“当您在中国战斗时……”从来听不到马尔罗对此作出否认的表示。“神秘化”工作中走得最远的是后来当上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教授，根据他的考证，马尔罗有四年时间（1923~1927）是在亚洲度过的，“起初跟蒋介石，后来跟***产党并肩作战”。到了1967年，意大利电台的一名记者再问起他在亚洲的经历，那时人们对他这段历史有很多怀疑，马尔罗方才松口说：“请注意，那时候马尔罗的亚洲不是中国，而是印度支那。”确实，《征服者》和《人的命运》这两部书无论从主题和内容来说，都是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相符合。对亚洲和中国素有研究的法国学者说，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马尔罗把印度支那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澜壮阔演出的中国舞台。他从西贡和堤岸的经验出发描写广州和上海，把卡蒂纳大街的走私贩子说成是外滩的冒险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港口的社会动荡改编为上海街头的工人起义。就像走进巴黎越南人开的中国餐馆，以为吃到了中国菜，《人的命运》在不了解亚洲的法国人眼中写得非常地道精彩，还在1933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