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白》《红》简介几意义？
《蓝》与《白》：欲爱与痛苦的深渊与法律的救赎
“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是《红》里的女主角，瓦伦婷拍的一个口香糖的大幅摄影广告的标题，她从照片中看上去是那样的悲哀，无力地喘息着，像一直濒死的羔羊。的确，生命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结束，在结束之前只是在营造结束的气氛和筹备结束的仪式罢了。所以生命一直只是一口气，最后的一口气。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只有在锤子折了时才会问什么是锤子。许多人并不察觉，他们不知道握在手心的可能只是一丝风，直到命运为报复他们的肤浅，而给予其重重一记铁锤，让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他们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蛰伏于其心底的另外一个形象。在《蓝》里，茱丽在丈夫和女儿丧生于车祸后，可以不再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的妻子和一个担负责任的母亲，于是她开始寻找自由，一种冷漠、痛苦、虚无的自由，她寻了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住下，开始自己孤单的自由生命。她希望在自己的生命里余下的最后一口气里成为自由的人，自由地舔拭自己痛苦的伤口的人。幸福的变故乃是一种启示，就像《旧约》里的约伯，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像约伯一样，在苦难中依然信守着上帝，还是选择虚无或复仇？在《白》里，卡洛在与此生最爱的女人的婚姻中却变成性无能，这与其说如刘小枫所解释的，表明个体人身资本的不平等，不如说，是卡洛对妻子的爱使他变得自卑，害怕无法满足妻子的渴望，这样的男人爱的越深，就越会得到悲剧。《红》里的奥古斯都也是一直在担心自己是否可以满足他的爱人，最后他终于失恋。卡洛在欲爱被羞辱之后，生命被重重一击，他开始成为他心中蛰伏的形象，一个成功而自信的男人，但只有当他想起妻子时，他会突然软弱得泣不成声。卡洛之所以在波兰与前妻交会时不再有障碍，那只是因为他正在执行的是复仇的计划，而非爱的计划。
《蓝》中的茱丽所体验的痛苦并非常人可以体会，因为她的痛苦不是身体的限制和束缚，比如《1984》里的温斯顿，而是在内心的无限自由上发生的痛苦，同时她又是一个带有艺术神经质的女人，她将自己带至痛苦的极限，那极限便是拳头滑过石墙时的麻木，便是面对扔垃圾的佝偻老太时的冷漠。《白》里的卡洛乃是在倾其所有的欲爱中被淘空了自我，他将自己带至欲爱的极限，那极限便是不择手段的报复，便是面对那佝偻老太时的嘲笑。《蓝》和《白》对应着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系列里的《关于杀人的短片》和《关于爱情的短片》，这两个短片里的主人公以更极端的性情展现了痛苦和欲爱的深渊，它们与《蓝》《白》相同的是，这种痛苦和欲爱在极限中只能带来毁灭，不同的是，《蓝》和《白》都在这种毁灭即将完成的一瞬间实现了救赎。
《蓝》里的茱丽知道了丈夫在生前有一个情人——一个女律师后，便去找她。她到法院里，看到那个女律师正在作《白》里的多明妮可的诉讼代理人，这表明女律师是一个婚姻法律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说她对待婚姻和爱情会是出于一种法律的眼光。这种法律的眼光，从她与茱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排斥婚外情追求家庭稳定的，而是追求爱的幸福，并甘愿承担责任的。她对茱丽的丈夫爱得如此之深，而又如此节制，甚至容忍情人拒绝离婚的决定。我想茱丽最后希望把家产留给这个女律师，也许就是被这种带着节制的激情所感染，并且看穿了这份现世的爱里深深的无奈和接受，那么就让活着的人过得好一点吧，哪怕只是好上一点点。茱丽终于开始过一种对痛苦的克制的生活，这种节制的痛感激情，被延伸到丈夫未完成的《欧洲进行曲》中，因为音乐乃是一种节制的激情，而这首乐曲更是在诉说对人类痛苦的记忆和容忍。附带说上一句，我觉得法律和音乐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比如在理念上二者都贯穿着节制和善德，在形式上二者都要具有体系、呼应和旋律。
和《蓝》一样，在《白》的末尾，卡洛在看守所的楼下，遥望铁窗里仍希冀着欲爱的前妻，终于开始忏悔自己的报复行为。而这一次源于欲爱同时又报复欲爱的行动计划，因为在实施中触及了法律而被法律打断，尽管法律的参与乃是卡洛计划中的收场，但在法律的进入时，卡洛终于看到欲爱的极限处这种报复和仇恨的可怕。这两部影片的末尾都似乎象征着，法律（女律师和看守所）向他们启迪了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在欲爱和痛苦的深渊中如何过一种节制的正当生活，从而使这种痛苦和欲爱成为“有纪律的激情”。
《红》：现代法律的困境和救赎的可能性
如果说在前两部影片里，法律拯救了欲爱和痛苦，那么在《红》里，则是法律被欲爱和痛苦所拯救。老法官在亘长的司法生涯中，逐渐迷失在法律打造的铁笼里，无法自拔。他曾对瓦伦婷讲述过两件由他审判的案件，其中一件的被告是一个水手，老法官在法庭上宣判他无罪，但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找到事实的真相，实际上那个水手的确犯下了罪行。所以老法官在退休之后竟然窃听和偷窥邻居的秘密，从而看到人事的真相。那个水手的故事还没有完结，这个罪犯被释放之后娶妻生子，再没有作奸犯科，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如果他被判罪处刑，他的未来将完全换成另一种模样，他有可能在监狱里学会新的犯罪手法，有可能在心理上变得扭曲偏执。那么老法官提出的问题是：到底谁对谁错？法律的惩罚即使实现了正义，但它是否可以给我们幸福？瓦伦婷反感老法官窃听的勾当，警告老法官“每个人都有隐私权”，但她的警告太愚蠢了，因为她面对的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法官，他不会不懂每个人享有隐私权，但问题是在我们借助法律去保护权利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得到幸福，而是痛苦。如果瓦伦婷不是到邻居的家里欲言又止，而是告诉邻居他的电话被窃听，那么男主人的龙阳之爱的秘密就会被揭穿，一个幸福的家庭从此将变得苦不堪言。法律无微不至地追求正义往往在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正如刘小枫在评价《关于杀人的短片》时说，“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边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边刀刃是个人性情的具体性。”
老法官给瓦伦婷讲述的第二个案件是关于他的女友的情人的，那个情人是个建筑师，他建筑的一幢楼房倒塌造成很多人丧命，这个案子被交由当年的老法官审理，老法官判其有罪，这个判决乃是完全依据法律。但老法官却在这个案件审理后提出了辞职。他辞职的原因一直是《红》里的一个迷，毕竟他并没有错判。答案可能在于，当年的老法官并没有在此案中申请回避，因为他的判断非常有可能被主观情绪所左右，因为他在热烈地追求自己的爱时，却亲眼目睹了心爱的女人同这个人缱绻床第。老法官的复仇心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恨不得将那个男人杀了。所以即使他并没有错判，但他的复仇心却一直弥漫着整个法庭。
老法官讲述的这两个案件揭示了建立在形式理性化和整全性监控基础上的现代法律的三个困境：1、法庭只是在事后重构过去的事实，而并没有同步地把握事实，那么根据这样的“虚构”如何可以保证实现正义？2、正义本身是否有意义，因为有时候严格地依法惩罚罪行时很可能忽视了行动者的罪行背后深深嵌入的个人性情，很可能法院在实现法律正义的同时，忽视了或许更有价值的东西，如被惩罚者可能的幸福生活，法律要呵护的价值太多太复杂了。3、这一切都将委托给一个远不如神的法官去处理衡量，而倚靠法官本人的主观判断是否可以实现客观的正义？在老法官提出的这三个困境里：第一个困境乃是法律面临的表面困境，或者说是法律系统外部——即卢曼所说的委托人——经常向法律系统内部提出的问题，第二个困境则是法律系统内部通过自我反省提出的现代性法律中最根本的困境：即法律的抽象性和个体性情的具体性之间的冲突，而第三个困境则是通过法律系统的困境提出一个最深层次的，宗教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人能否代替上帝，成为新的神。
在老法官的眼里，法律被完全解构了，亦即失去了话语的权威性。从而他对一切法律授予的权利表示不屑，对社会和历史赋予法官的权威表示嘲讽。在他眼中，只有人类以及自己的痛苦才是无比真实的，而法律对这一切无能为力。我们简直就要被老法官说服，就像我们面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塑造的“宗教大法官”，即使我们认为他说的不对，但我们在心底已经被说服，反驳只是感情在作祟罢了。在我看来，老法官就像是那个宗教大法官，向上帝提出他一生中最大的疑问。他是痛苦的，就像宗教大法官一样，知道自己所行非是，但仍不得不作，这种痛苦乃是深于直接的受苦的。
上面谈到的第二个困境在《白》里出现的诉讼同样存在，法官在审理多明妮诉卡洛请求离婚案时，一直就在询问卡洛：你婚后是否与妻子行过夫妻之实？根据法国民法，无夫妻之实当可解除婚姻，法官不再去考虑当事人诸般的个体性情，而是一律毫不犹豫地付诸抽象的规则。而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就其内部似乎已经无力承担这样的异化，就像《关于杀人的短片》，法庭最终还是宣判了这个怀揣着悔恨的凶手雅泽克死刑。退庭后，他的辩护律师出于负疚找到法官问道：“如果换一个更有经验的律师会不会使结果好一点？”法官深沉说道：“一点也不会，你的辩护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法官接着说“此案本该由一个更好的法官来审理。”在面对无比复杂和迥异的个体性情时，法律因为抽象而显得单薄，以至于有时显得无情。所以在法庭面对雅泽克时，整个法律职业在忏悔，替法律忏悔，因为他们一直被教育依从法律，但他们作为法律家看到的，与他们作为一个同样拥有个性的人所看到的，竟是如此地分裂。所以在《关于杀人的短片》里，法官对律师说：“你这人太敏感，不适合作律师。”理性化对现代法律的“除魔”，使法律无法再感受到原本脆弱而孤单的具体人性，它脱离了个人伦理和性情的理性化和复杂化，从而脱离了作为法律源初经验的生活世界，成为个体生命的铁笼。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法律的救赎者正是法律久违的那种“敏感”，那是老法官被深深触动的瓦伦婷的眼泪，那是老法官自己说的“不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一个“诸神之争”的世界，现代法律的抽象性象一张风中缥缈的蛛网，接不住上帝退位时留给万民的智慧树上的果子，法律将如何进入这种个体性情的深渊，个体欲爱和痛苦的深渊，诸神之争的深渊，来打造一艘没有挂错旗帜的回航船呢？
老太婆和法院：《蓝》《白》《红》的交叉点
《蓝》、《白》、《红》三部电影就像一幅“三联画”，虽是不同的故事，却彼此交叉，而这种交叉又体现了三个故事的统一脉络，而如果奇斯洛夫斯基想用三色系列影射整个人类的伦理问题，那么三色的交叉点则表明了其在这一重大问题里的重要地位或普遍存在性。无疑，三色的交汇点有两个：一个是向垃圾桶里扔瓶子的佝偻老太婆，另一个是法院。
上帝是否还在？这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道德焦虑的问题。奇斯洛夫斯基在一部访谈片里提到，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伦理危机，但尚非世界末日。看来他对人类仍存希望，我想这是因为他的上帝还在。但在三色里，上帝是如何到场的呢？李猛在《爱与正义》中提及三色时，认为《红》里的老法官就是上帝。但我觉得不是，因为上帝是寡言的，上帝不会轻易说话，而且上帝不会望你，不会停下，一旦望了停了，那一定是你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我看来，三色里的上帝不是老法官，而是在每部片里都出现了一次的那个老太婆——一个费力地向垃圾桶里仍瓶子的佝偻老太婆。她无言地行走，劳作，完成，离开，但不会走远。她的衰弱象征着世界的深渊、欲爱与痛苦的深渊，因为她也曾经是丰满的美丽的，但在爱与公义之间慈悲而又暴怒的工作，让她掉光了青丝褶皱了肌肤弯折了胴体。在《薇俄尼卡的双重生命》中，薇俄尼卡在玻璃窗内看见“三色”里的这个老太婆时，她呼喊她希望给她帮助，但老太婆只是停了一下，并没有答应她，而是继续蹒跚地行走。似乎老太婆知道薇俄尼卡将死的命运，不答应她是要告诉她照看好自己已经足够。上帝即使在场，也不再能对人有所帮助，因为上帝的事业已经“成了”，他为此消耗了亿万年的威严，失去威严的他在此世已成为遭弃绝的，而不再握有审判的权柄，在世俗化的现代来临之后，上帝永恒的审判权已经被尘世的法官夺取，而上帝只站在证人席上。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篇，讲的是一个恶徒的灵魂在死后受审，七个大法官坐在高大的椅子上，让恶徒认罪，恶徒没有心软拒不认罪，大法官说找证人来，这时一个身披蓝色星光的老头走到证人席上，大法官纷纷起立致敬。老头边哭边历数着恶徒的罪孽，杀人、强奸、勒索父母。恶徒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当法官们正要宣判时，老头又说，这个恶徒有一次曾在父母睡梦中吻了他们。法官让哭着的证人退席，然后宣布恶徒下地狱。恶徒承认自己罪有应得，但他希望法官告诉他那个老头是谁，因为他仍感激他。法官们说：“他就是上帝。”
上帝已经被剥夺了审判的权柄，失去了终极裁判的权力，这是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个短篇不仅告诉了我们上帝退位的事实，而且告诉我们上帝是因为过于慈爱和羸弱，而根本无法担当审判的重任。他只是一个受苦的人，在证人席上见证人的苦与罪。正如朋霍费尔所云，在人类社会的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历程中，世界已经成龄（world come of age），而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是苦弱无力的，没有荣耀，没有报偿。但当法官们（宗教大法官、《红》和《关于杀人的短片》里的老法官）从上帝手里接过审判的权力，成为新的神明，人民不再将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诉诸教堂，而是法院。同时，在得到自由之后的个体性情不断撞击着现代法律的抽象的界碑，法律被迫着步步后退。于是法官们变得踌躇和自卑，心底充满了负疚。他们只是人，真的不适合做神的事情。那么，当法律成为新的约柜，法官成为终极的审判者，理性化使得人类的密度增加，世俗化使得人类重力增加，即使法官作为人间最接近神的人，他的道也无法象上帝的道一样行于水上。
《红》里的老法官讲述的法律的三重困境，归根结底是法官无法象神一样工作：他看不清真实，看不透人心，看不懂自己。那么，在一个神被逼宫，法官无力的世界中，如何寻得终极的公义和善好？这是奇氏面临的重大问题。在那部奇氏自拍的纪录片里，一个教士评价他说，“他触及了人类亘古就有的一个疑问：谁是神？上帝还是我？”奇氏是个悲观的人，但他还没有绝望，在他眼中，上帝失位，但仍在人间，上帝并没有死，真的，她还活着！奇氏在用他的电影语言传达着这个令人振奋的福音。上帝在主动的受难，与世人一起受难，道成难身，跃入欲爱与痛苦、罪愆与启示的深渊。上帝就在身边，每个苦难的人都有可能是上帝的化身，这是我在重看“三色”时的感受，那么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苦人时，不该只是冷漠和嘲笑，而是爱与扶助，因为上帝的受难正是因为这种挚爱，人要参与上帝在此世的苦工，就要积极分担上帝的苦与忧。正是这种爱证明了此世的苦难并非永恒，人并非无救，正是这种爱使瓦伦婷帮助老太婆把瓶子投到了垃圾桶里。老太婆并没有说谢谢，因为上帝本来不须感谢人的帮助。但是在那一瞬间，上帝已重新归位，在人的爱中上帝重新获得了永恒的权柄，那便是爱的审判与救赎，那便是《红》的末尾处那场被诅咒和祝福的航行，那场天上的大水。
爱不仅意味着爱他人，成为“为他人的存在”，同时爱意味着爱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在短促的生命里寻找自己卓越的生活风格。这种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乃是在自然的欲爱和痛苦上，经由理性和审慎，向更高的爱和悲的实践。而只有在上帝的爱获得永恒权柄之下，法律，补足了对具体人性的爱与同情的法律才可以担当欲爱和痛苦的重荷。在我看来，《蓝》《白》《红》渗透着法律与个人伦理的紧张关系。在“三色”里，每当主人公进入法院，他或她的生命便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蓝》里，茱丽到法院去寻找与她的生命相连而她却并不知道的秘密，在《白》里卡洛到法院希望证明自己的不为现实（性无能）所拘的爱，在《红》里，老法官到法院接受因自己的密告而带来的惩罚。据好掌故者考证，这幢影片里的法院在现实中是位于塞纳河中城市岛（ile de la cité）的西侧，离新桥非常近。这让我深深体会到这幢耸立在许多人生命事件里的法院的在世性，它不在白云端，不在重门里，尽管它或者给予或者毁灭，但它依然象征着此世的反思、证实与寻找。主人公们都像那个佝偻老太一样，握着一只废旧的瓶子，希望到法院里丢掉，然后开始新的生活。中文里的“断”有“裁断”和“折断”两个意思，法院便是具备了这两种意涵的。所以这幢阴天里灰色的庄严建筑乃是启示我们在命运的深渊中开始寻找审慎的正当生活。主人公们在法院经历了变故之后，终于开始学习到此世的爱的沉重和艰苦。法律只是一种手段，敲击生命的手段，就象一枚催促上课的闹钟，它不会告诉你是否真的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卓越生活，只是告诉你是做的时候了。就象前面说的，只有当法律不再成为人类终极精神的牧领者，法律不再向精神价值的高下被迫作出判断，不再以抽象性的铁门拦阻自由个体的进出，那么法律可以重新关注人的实践行为，关注个体以及公众如何找到他或他们的正当生活。这样的法律才有可能消解自身与个人伦理以及上帝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成为连接个人伦理和上帝之间的道路。
“三色”里的生命事件充满了艰难和悖谬，每一个人都仿佛活在生命的边缘，就像只剩下最后的一口气息，来达成最后一个愿望。奇氏是一个悲观的人，象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一样，不愿在万民苦难里独自释怀，他厌恶美国人说“extremely well”的习惯，他说他只能说“I ’am so so”，这就像朋霍费尔说的——对世界负责。奇氏一直没有忘记他的人民，他眼里的人民就像海子的一首诗里讲的，坐在水边，只剩下悲苦和怨恨。
《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
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基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壮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整天在家监听邻居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法律系学生，名叫奥古斯特。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如茵的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把喧嚣、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邪恶和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像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在老法官的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人世间有纯粹的爱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
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悦？“纯粹的情爱想像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像。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性欲望的想像而已。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像，其含义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船上大多数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缘分是在灾难中出现的。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
卡洛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他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声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呻吟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个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的爱，必须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置疑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情（性）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