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回忆录

“研究生”这三个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我们多少次都在心里忏悔,也在心里庆幸。

我们曾怀疑过,或许从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法学,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内心的自发驱动?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永远不能摆脱。

在中国的西南,有这样一所年轻的大学,以法律闻名于国。然其法律之根基,究竟在哪,无人能知。五六十年的历史,在那些百年名校眼里,不过是老年人看年轻人,一个小屁孩罢了。然而,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要比其他地方的要更拼一些。但究竟拼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拼,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追问。

究竟是什么吸引我来到这里,已记不太清。或许是一座城,或许是对这里的想象。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无数的梦想,有的真实,有的虚幻。但在通往终点的路上,梦想会一个一个的破灭,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实现,这就是现实。而那些真正实现了的,不过是显现的现实而已,那并不能称之为梦想。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位置负责,而不是对事负责。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凡是有一点头衔的人,都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虽然这位置少得可怜,也挤得要命,但还是会有前人离去,后人补进。其实,在这些位置之上,很多人是不干事的,因为一干事就容易出错,一出错就会遭受批评或者处分,接下来的结果无可预料。还不如懒懒地赖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与世无争,一生逍遥。

2005年4月1日,2004级法理学博士论坛开坛,主讲人是王恒博士,一同参加的还有周祖成,陆幸福等。他们是同一届博士生,这一届有七个法理学博士生,王恒是最年轻的。陆幸福当年评论到:他在年龄方面是最年轻的,但在功底积累方面却是最深厚的。周祖成在做评论时讲到:他自己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不是从柏拉图到柏拉图,而是从柏拉图到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王恒面对质疑沉着应对,他讲到:周师兄确实与我不同,我喜欢躲在书房里面,冷眼观看这个社会,尽管我对这个社会内心是一团热火。当我进行古典的研究,已经说明我对现代的不满,正是因为我对现代性的不满以及在其中找不到出路,才迫使我转向古典的研究,并开始重新审视古今之争及其断裂。

同一年的6月15日晚,胡兴建作为2002级法理硕士研究生,主讲卢梭读书会。这一年,胡兴建正处毕业季的研三,但其已经具备一位博士的资格。而此时,王恒已成为西南法学论坛秘书长。戴鹏飞正处大四毕业季,周尚君比胡兴建低一级,是2003级法理硕士研究生。胡兴建还是和今天一样,只要一提到卢梭,就滔滔不绝。卢梭的那些著作《漫步遐思录》《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都变成了他口中的音符一般,不及思考便脱口而出。读研三年,他致力于卢梭的研究,三万余字的硕士论文《自然,抑或约定——卢梭法哲学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成为了当天演讲的内容。

之所以提到戴鹏飞,是因为他和胡兴建一样,都致力于卢梭的研究,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也和卢梭有关。周尚君等人的评论大都对胡兴建进行了过多的赞扬,而王恒总是“不顾及”师门情谊,直接指出了他的论文的缺陷。但胡兴建最后总结的时候,还是很温和地讲到:恒哥每次给我提出问题都会让我回味良久,给我新的启发。当然,也委婉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解。

但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走下坡路,思想也开始僵化,固守自身曾有的观点和知识来评判外界发生的一切。知识的更新与守旧,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开始对教条产生敌视,甚至仇视。可是,也许我们忘了,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将教条视为人生准则,并无其他。教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说不清,也看不见,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这不容置疑。有时,我们也许会错误地将某个人当作教条,其实根本不是那样,只是因为那个人身上已具有了教条的某些特质,或者被教条毒害的太深而已。在圣经中,教条是指国王的圣旨或命令,有时也被称为旨意或律法。

那么,在法学院呢?什么才能算作教条呢?如果你说是法律,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因为,在法学院里,真正懂法律的人从来不会迷信法律,当然更不会视法律为人生信条。相反,他们会利用法律,钻法律的空子,想着怎么从这些漏洞和空隙中获取最多的利益。追求利益,无可指摘,这是人之本性。但是,法学院如果变成了一座单纯追求利益的机构,里面住的是一群只会追求利益的人,那该有多可怕。

而今,在人人都可挑战教条的时代,人们已无可畏惧。教条起码能够给人设置一个底线,而底线一旦没了,结果自然无可想象。教条的存在,至少能牵引住很多人,而教条没了,所有的人都会像脱缰的野马,四处逃窜。稳定的社会,必会有固定的教条,但教条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只是“有”而已,让人们心中有所畏惧而不敢肆意妄为。当所有的人都迈开步子前进,带着好奇,充满想象,似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以前所有的架构都会趋于崩塌。这坍塌不是在某一地点某一时刻,而是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续性地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直到最后一个倒下为止。

有时,我也在想法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好是坏,或者说是不好不坏呢?就像人一样,有时好,有时坏,对这个人来说是个好人,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是个坏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说明人永远不可能摆脱动物的本性,除了人在有理性的时候。可是,人只能在少数的时候拥有理性,如果时刻都在进行理性思考,就会很累。当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打扰,也无须任何的表演,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如此简单。

在法理学的世界里,我们很多人依旧茫然。但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却给了我答案。那天晚上我梦到我对另一伴说,喜欢和爱不一样,喜欢就是想要占有,而爱则多了一份包容。

所以,我感悟到,中国法系应该是一种包容性质的东西,而儒家本身就是一种包容,中国从来没有说有一种固定的传统,之所以说是儒家传统,其实说的是儒家传统的根不变,而其他都变了。法家在秦朝占据主导,汉初的黄老之学属于道家思想,而南北朝时期一度出现佛家思想占据主导,南梁开国皇帝萧衍曾几度出家。唐朝兴盛之时,也不是一味地尊崇儒家,作为民族融合的后代,既有佛教,也有道教思想。宋朝的理学实际上是对儒家的一种变通,也不再是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明朝的心学亦是如此。而清朝又重新推崇汉学,都是儒家包容吸纳各种学说之后的思想综合,不再是单一的儒家。

隋唐之后,中国基本不会再有分裂,唯有五代十国短短五十多年的分裂割据存在,而隋唐之前,分裂是常态,而统一却很短暂。汉朝确立的大一统思想,虽说统一,但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只是在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的统一,而最底层的人民大众丝毫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吃饱穿暖,而不会再去读书学习这些思想。反而隋唐开始建立的这种科举制,打破了士大夫垄断的特权,让最底层的人可以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而科举制的考试科目是固定的,思想必然为官方制定,读书会在潜意识中影响最底层人的思想,最终实现了这种统一。故而,他们也就自然地认为统一是好的,分裂是不好的。看汉晋南北朝300多年历史,文风画骨,皆是士大夫之所创。而隋唐之后,这种情况便慢慢地有所改变。

再反观如今的研究生的教育,如同大学生一般,还是一种放养式的教育,故而,研究生人多而出成果未必多。有人就感叹,现在的研究生不如十年前的本科生,博士不如十年前的硕士。对于这样的说辞,我却不太想去反驳。但我们更应该认清现实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只去谈结果。

教育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任课教师布置大量的文献阅读,好处在于以老师的水平可以提前甄别利弊,判断哪些有益,哪些有害?而坏处则是这一代研究生皆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厌烦了那种完成任务式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但也习惯了这种方式。故采用讨论的新方式皆因大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故只有少数人可以发言,大多数人皆沉默不语,收效甚微。另一种为“放养式”,学生自由阅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可是对于自制力不强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灾难。从小受到“管制”,那份压抑突然在这个开放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释放,后果可想而知。

我不太想去谈那些所谓的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改革,那是教育人士和专家的事情,我只是想说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用心去做一件事,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三年五年一定可以看得出来。

谈及每一个人自身,这一生无论选择再多职业,换多少份工作,都离不开童年或者20岁之前的影响,殊途同归。但当我对文字有了喜好之后,便觉得它就像一个幽灵一般围绕在我身边。有时我也会好奇,甚至会厌倦,或许是它的无力,或许是它的无言。所以说,千万不要把写作当成你的全部,也永远不要在众人面前炫耀,不如一步一步,踏实向前,相信付出总有收获,前提是先保障好自己的生活。当物质有了保障之后,才会有底气去做自己所爱之事。

曾经我们都是一个安静的孩子,现在却焦躁不安。年龄,生存,欲望,理智,不断交织,看似复杂,实因找不到最开始的那个“线头”。人多嘴杂,言多必失,迷失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狭隘和自私。或许当我们再去看看过往的那些所谓的“历史”,说不定会找到自己最真实的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