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前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

1、信仰宗教和社会的发达与否没有直接的联系。社会主义社会主张信仰自由，所以，只要你所信仰的宗教是合法的，党和政府都无权也不会去干涉。当然，***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当前，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

2、目前，世界人口约65亿人，各种宗教信徒就达48亿。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21世纪，世界宗教信徒人数将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物质非常丰富的西方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3%，宗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43位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几乎每位总统在就职的典礼上都要手抚《圣经》宣誓；在作公开演讲时，他们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美国”。美国基督教在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等问题，法庭、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方面 ，直接享有一定的管辖权。牧师深入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例如，美国军队中大多都有牧师，他们从军队部门领取薪金，享有军官的权利。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宗教信徒也大都占各国总人数的绝大多数 ：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很多探索自然奥秘的著名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据医学家盖洛普氏调查，过去300年300位著名科学家中，其中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外，其余263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总数的92%。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如法拉地、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等。达尔文早年倡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翻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前苏联推崇备至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是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然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用于神学的探讨，他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神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因创立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信神的，他说：“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总会存在。但是，人类的永不满足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理想天国的憧憬和终极价值的追寻。这些是宗教存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深层条件。

3、宗教的存在不仅有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还有必要性。因为宗教有巨大的、其它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两种基本力量。这是在洞察历史和社会真相后作出的科学论断。宗教和科学之于人类社会，好似鸟之双翼。如果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性物质力量，那么宗教就是人类图存和民族求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它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净化个体灵魂。古人云：“人心惟危。”人性是多变的，人很难把握自己。把金钱、地位、名誉视着人生的根基和目标，都是不可靠的，捉摸不定的。只有找到“道”，才有做人的根基和目标。“道”是一种超乎理性之外的东西。宗教的对象具有超念性，是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它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归宿，它既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既超在又内在的神秘存在对人非常重要。人有了这种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就不会把此世的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根基和目标。不再患得患失，被世俗的功名利禄牵着鼻子走。有了宗教信仰以后，心灵之舟不再四处飘泊，它已经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此岸才显得有意义。

二是提升社会道德。 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两大基本工具。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而社会道德的维系，基本上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心约束力。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内心约束力的大小。成熟的宗教几乎都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如佛教的“五戒”、“十善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的孝敬父母、乐于施舍、救孤贫助等。同时，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于不德、善于不善的普遍准则。相比于一般的世俗道德，建立在信仰基石上的宗教道德的内心约束力则强大的多，也有效得多。东南亚的文莱人非常有修养。在文莱，处处都能感到一种友善，而这种友善是发自内心的，除了制造和谐和快乐外，没有别的目的。特别是每年在文莱马来人最隆重的节日开斋节的头三天，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家作客，即使是陌生人，也要请吃正餐。每逢开斋节，皇宫对平民百姓开放三天，任何人都可以排队进去与国家元首握手，每位客人都受到招待。文莱人性情如此平和、友善与宗教密不可分。文莱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向来讨厌暴力，爱好和平，讲究奉献。

三是凝聚民众人心。世界民族发展史有力地证明， 宗教对凝集民众人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的宗教理念，诸如一神教义、人神“契约观”、先知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式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铸就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同时，民族精神通过《圣经》、《塔木德》等宗教经典，以及浸透宗教理念的民族成员生活习俗，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长盛不衰。正是宗教信仰造就的民族精神，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城，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遭到欧洲各国统治者的驱逐、迫害和杀戮，尤其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犹太文明不但没有失落，反而奇迹般以其独特的魅力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许多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发现，印度历史上饱经劫难，数千年中几乎没有形成过长期有效的中央极权统治，但除了近代的人为分治外，这个国家却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物质诱惑的纷繁世界里，仍有绝大多数印度人对本土文化怀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究其原因，以印度教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信仰认同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是一个充满神话的国度，历史常常被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加以述说，这些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至今，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印度2001年有99、57%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其中印度教徒占82、41%。

波兰以信仰天主教为主，人口中天主教徒占80%。天主教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在抵抗外族人入侵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到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人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多大教堂则曾是抵抗蒙古人的堡垒。在纳粹的占领下，波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者多达三分之一，大大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

4、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信仰危机为信仰重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为重新选择、建构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信仰的重建应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前提和核心。

现代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用（即物质）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思想（即文化）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文化传统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物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目标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即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断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且，它们正处在终结东亚式威权主义，走向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过程之中。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唇齿相依、相互相成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19]中国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20]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21]总而言之，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根本动力和全部奥秘。

我国现代化之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而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仅仅停留在器用的浅层面，而对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基督教文化或熟视无睹，或视为洪水猛兽。

当代思想家李慎之曾经指出，五四运动至今已有80周年，但启蒙的目的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现在需要回到“五四”，重新启蒙。[22]笔者认为，“五四”启蒙的目的至今仍未达到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五四”启蒙先驱的历史局限。“五四”的先贤们在打破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把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的时候，却忽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即使当时有人洞察到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根本，但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中体西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禁锢，使“五四”先驱们对基督教怀有戒心和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23]正是这些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中国错过了解决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文化现代化和重建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好机会。此后虽然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或多或少因为以上同样的原因，以及执政者和主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一一错过。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信仰重建有两种情形：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情形的信仰重建。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而全球化正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不断扩展和延伸的必然过程。中国宗教信仰的重建，主要是要在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毒素，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新教）的精神资源，培育出既能凝聚民族精神，又能推进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大众化、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其显得艰难和漫长。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法国作家加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