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制充分成熟的时期——探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军制变革
从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平王东迁雒邑（今洛阳市境），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扫平六国、建立秦朝，史称东周。在这549年之间，依据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划分为两个 历史 阶段：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兴起，军事制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周王室的衰落，使各大诸侯国纷纷争霸扩军，卿大夫因军权的扩大而崛起。农业的发展刺激着各国占有更多土地的欲望，战争性质逐渐由争霸主，向相互兼并转变。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向各国提出扩大兵源的迫切要求，国人当兵、野人只承应劳役的界限逐渐打破，以适应新的战争格局。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的君主竞相变法图强，攻伐争雄，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国野界限被打破，宗族世袭贵族式微，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征集对象。各诸侯国普遍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军队，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竞相用各种手段强化军事力量，加剧战争兼并，使各国军制呈现新的面貌。
春秋时期，周天子逐渐失去对诸侯国军队的指挥权，首先代之而起的，是少数大国诸侯对参与盟会各国的控制。在中原，齐、晋是两大霸主国，而晋称霸的时间最长。霸主可以向中小诸侯国征调兵力、摊派军赋，不服从者，即发兵讨伐。
由于军将由命卿担任，卿大夫家族日渐强大，到春秋中期以后，许多诸侯国的军事领导权旁落强卿之手，国君掌握的公室军队多被强卿瓜分，执政的卿大夫成为一国最高军事统领。
卿大夫的强盛带来卿大夫间斗争的加剧，卿大夫轮流执掌国家军权成为突出的现象。春秋时期，出现军的建制，每军万人，大国往往有右、中、左三军，晋曾有六军。
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是“乘”，每乘兵数，经历了由30人到75人的发展过程。每乘75人，指车上兵士3人，徒兵72人。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随车徒卒有不同数量的增加。
有的诸侯国及边陲少数民族国家，还建立了车乘以外的步兵。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建有一定规格的舟师，多用于内河、湖上，有时也出海作战。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形成中央集权体制，国君掌握了对全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 日常的军政长官和战时的军将，都由国君亲自任命。国君通过“虎符”，严格控制军队的调动和出征。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就说明没有兵符无法调动军队。
武官制度有两大特点：
第一，文武初步分职，出现独立的武官系统。 春秋时，文武尚不分职，军将即卿相，军佐即大夫。春秋末，新兴士大夫崛起，为战国文武分职奠定基础。战国百家争鸣，文士游说纵横，或得入国为相，与发于卒伍的将军明显不同。将相分职，也就是文武分职。在相之下，开始形成一套文官系统；在将之下，也开始形成一套武官系统。
第二，不同国家的武官系统各不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武官系统也有变化。 如齐、宋等国，大司马为高级将领；郑、晋司马级别稍低；秦只有“县司马”，这是低级武官。秦的武官系统，《商君书·境内》载有将、国尉、二五百主、五百主、百将、屯长的系统，《尉缭子·束伍令》则有大将军、左右将军、万人之将、千人之将、百人之长、什长的系统。
武官系统的变化，也可说明军队建制状况，如根据《商君书·境内》所载武官系统，可以知道商鞅变法后一段时间内，秦军队建制结构为：1000人?500人?100人?50人。战国时期，兵种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步兵成为主要兵种，骑兵在各国大量出现，舟师进一步发展，车兵地位下降，甚至居骑兵之后。
春秋时期士卒的训练和军队的演习基本因袭西周的传统。 射、御是武士们日常主要的功课，不过越到后来，习练射、御的对象越加扩大。到春秋后期，对步卒的训练也开始重视。
晋悼公立籍偃为司马之官，让他训教步兵、车兵，使兵卒和睦而听命。军事家孙武更强调通过对士卒的训练来强化军事力量，他在《孙子·计》中指出：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就能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步卒的训练重点在队列整齐和阵形变化上，强调“立而进者必俯其身，坐而进者必跪其足，畏惧心重则使队列密集而待敌，遇危急则蹲坐下来以安神”。
田猎仍是春秋时期军事演习的主要形式，但越来越成为专门化的军事演习活动，所以田猎活动，后来往往径直称“治兵”、“简车徒”等，除演兵耀武外，已极少有狩猎的目的。
到战国时期，田猎演兵的形式基本被抛弃。军队的训练走上正规化和专门化。
所谓正规化，指部队平时的训练有统一的号令和程式，注意基本的步伐、队列及战阵的整齐及变化。
所谓专门化，指不同兵种有不同的训练程式，不同用途的军队有不同的训练目标。 还注意从士兵中选拔技艺优秀者，组成特殊精锐部队，如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等 。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纷纷扩军。扩军的前提是扩充兵源，改变旧有兵役形态，创立和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其主要制度有五种类型。
第一，打破国野界限，让原来不服兵役、只承应劳役的野人也逐步服兵役。
在西周，被周人征服的异族整批整批地居住在野中，充当周人的农奴，地位十分低贱。到春秋，由于卿大夫家族的发展，原来的野中出现不少卿大夫的采邑，许多野人变为邑人，有的甚至与周人通婚，地位渐与周人相当。一些散处的野人日益繁滋，形成比较强大的聚落，有些诸侯国的都城附近，出现大片野人的聚居区。
这些现状，使急于扩军的大国诸侯发现了十分现成的新的兵源。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 “使野人也服兵役”。以后，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楚国“量入修赋”，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以野人当兵的内容。不过，在春秋时期，野人当兵还只是局部的、时断时续的。
第二，创立世兵制，确立国家固定的兵源。
这就是齐国的士乡制度。齐国创立世兵制前，以宗族贵族武士为军队主干，乡中国人临战征集到军中充当徒卒。齐地广人稀，宗族贵族为数不多，立国以后逐渐形成重视工商的传统，天长日久便在国都附近形成了一片片工商农民聚居区。
齐桓公用管仲为相，欲称霸中原，需要大量的稳定的兵源。于是确立了15个士乡，士乡即军士之乡。凡是士乡居民，每家出兵一人，组成国家常备军，其余壮丁务农，以供军需，所以士乡又称士农之乡。士乡居民不能迁出而为工商之民，士之子恒为士。士有残疾不能列入军伍，士之女有残疾不能婚嫁。这些规定，目的都在于保证士及其家中壮丁素质良好。
这样，大多数乡人由临战时部分征集到军中充当徒卒，变为世代户出1兵，使齐国建立起兵员稳定的右、中、左3军。
第三，变宗族武装为家族武装。
春秋中叶起，卿大夫已普遍取代国君掌握军政大权。宗族组织走向衰落，宗族贵族武装逐渐失去其武装力量主体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日渐强大的卿大夫家族武装。
家族武装与宗族武装的根本不同是其纽带及成员的变化。宗族武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成员以宗族贵族及子弟为主。家族武装以主仆关系为纽带，成员以卿大夫收养的各色人物及邑人为主，他们与卿大夫往往已无血缘关系。
卿大夫养士，在春秋末和战国初尤其盛行，这是募兵制的滥觞。卿大夫令邑人为兵，则带有征兵制色彩。
第四，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实现郡县制度，普遍推行郡县征兵制。
郡守和县令有权征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征兵制的重要前提是户籍制在全国的普遍建立。至此，国野界限完全打破，除少数奴隶和特殊身份者外，一般人民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有服兵役的义务。
所有男丁都是征兵对象。战事稍缓，可能以各户之长者为常备军；大规模战争爆发，其余男丁也可能尽数出战。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 《战国策·魏策》“魏氏悉其百县胜兵”, 《战国策·楚策》 “悉五尺至六十”，这些大规模征兵的记录，都有一个“悉”字。悉者，全也。不仅服役年龄放宽至15-60岁，身高标准仅为5尺，而且是达到这个年龄，这个身高的男子全数征集。这说明，战国的征兵制的实行具有很大的弹性。有时，甚至壮女、老弱也被编组起来，参加守城的战役。
第五，为提高常备军的战斗力，许多国家开始推行募选制度。
募选对象基本是在伍士兵和法定的有服兵役的义务的青年，后者不被募选入伍，也必然会在大规模战争时应征入伍。因此战国的募选行为只是募兵制的萌芽，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募兵制。
战国时期不仅把绝大多数编户丁壮都动员到统一战争中去，还把未入编户的人也推进战争的绞肉机。所谓未入编户者，主要指外来流民及违法犯令被剥夺民籍者。
春秋时军需物资的聚积，与兵力的聚积同步发展。 春秋时期盛行军赋制度 ，“赋”经常既包括车马、兵器，又包括战士。如鲁之“作丘甲”，不仅令野中出兵，而且令野中同时出战车和马牛。
齐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士乡每家1人在伍，其余壮丁以生产所得保证士兵日常所需；野中的农奴须保证供给足够的军需原料，如造车的木材、秣马的草料等等；工商之乡的居民或“论比协材”以制造兵车器仗，或“市贱鬻贵”以增加资财按比例上缴。
春秋后期，由于原来郊、野的村社组织都发生很大变化，各地人口变易、流失情况严重，许多国家不再按丘甸等行政单位征赋，而改为按亩征赋，即田多者多纳赋，田少者少纳赋。
战国时期，军需物资的聚积，沿袭了春秋时赋役合一的特点，但又有所区别。 广大人民既承担兵役，又承担军赋 ，秦国规定“户”为征收军赋的基本单位。除征赋外，应征入伍者还必须自备衣粮。
衣粮既由战士自备，国家征收来的军赋主要用于置备车马兵器。战国兵器有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铁制兵器迅速发展，强弓利弩大量使用，攻城器具形制多样，战车和战船的质量明显提高。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掌管、储存武器的“府库”（即武库），有的府库还负责检查武器的质量。
春秋时期，对军队的管理经历了由古典式向法令式的转变。
古典式的管理手段，主要是用礼和誓言来约束将士。但春秋时期战争势态和军队成分的变化，使得古典式的管理手段显得板滞而不合时宜，制定成文法和一些具体的军规，已是势在必行。
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晋国公布的刑书虽不是专门的军事法，但必有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到春秋末，孙武提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制”指有关军队组编和军事力量强化的制度，“官道”指有关军事力量的统领的制度，“主用”指有关军事力量的聚积的制度，这些制度的法令化，是国家在战略上取胜的必要条件之一。孙武的主张，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表明当时军队的管理可能已基本实现了由古典式向法令式的转变。
到战国时代，孙武的主张得到了全面的实践和发展。 在军事力量的聚积上，各国普遍以法律形式确立郡县征兵制，明确起止役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逃避兵役者依法惩罚，对军需物资的征集、管理、使用都有法令形式的规定。
在军事力量的统领上，各国先后确立以军功论爵赏的制度。例如，秦国商鞅变法时，订有20等“军功爵制”；确立什伍行列编制法及相应的军中号令指挥系统；确立“皆营其沟域而明其塞令”的营区管制法；确立进攻作战和守城作战的不同的指挥调度体系等。
在军事力量的强化上，平时有严格的训练法，如《吴子·治兵》强调：“每变皆习，乃授其兵。”《孙膑兵法·兵情》以“犀而善走”为练兵标准。
战时有严格的战场纪律，军中普遍推行什伍连坐法，如有逃亡、战败、降敌，从将领到士兵都要连坐治罪。
总之，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实行以法治军，“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