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判，天罚观念的社会历史基础是什么？
“神判”是假借神意罚罪，“天罚”即奉天罚罪。
主要社会历史基础是政治观念层面：王权神授；天讨天罚。
中国的神权法思想，形成于夏代，极盛于殷商，动摇于西周。神权法思想是夏商西周三代统治合法性的根据。
西周意识形态有两大构成要素，一是神权法思想，一是礼制思想。神权法思想围绕周王的统治地位展开，为周王成为天下之主，给予理论解说，并以国家权力为辅佐，遍及于王土，让国人信之。西周礼治思想主要解决王权之下的国家统治权力的分配和社会秩序的塑造和维持。
商纣的暴虐是商纣的败亡之根由，也是其治下一小邦国崛起最终取而代之的机缘，无论是在政治实践还是政治观念层面，替代者反其道而行之，己者的败亡之途成就了他者的兴旺之道，正所谓败不败于人也，败于己也。
如果讲神权法思想具有超念的意味赋予周王以高高在上的神圣的光环，那么礼制思想就是具有实践性的即是日常政治生活的规则和条理也是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运转和实现。
显然，无论是神权法思想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思想及与两者匹配而形成的相应社会制度，都反映了文明社会初期的农业经济形态和生产力状况，也反映了其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观念和建制的直接影响。
夏代邈远，史料匮乏，从零星痕迹中，后人把神权法思想的萌芽定位在了夏代。“有夏服天命”，夏代的统治者认为统治权是秉承上帝或皇天的意志而获得。如果不服从统治秩序，统治者可以代表天进行天罚。
但夏代的统治者没有回答，为什么他们可以获得天命，只是在既有的掌握 统治权的基础上，为使其统治获得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而宣布自己是服天命。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夏代统治者的权力，可能是来自于信任、才能和武力，但是这些因素，归根结底，无法为其统治赋予普遍性的、权威性的合法根据
扩展资料：
天罚：
上天的诛罚。旧时帝王自谓禀承天意行事,其诛罚不臣常以此为名
中国法制史：
夏商：
关于夏代的刑罚制度的实际情况，多是后人的臆断或揣测，如“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 墨各千”等说法。
商代的常用刑罚主要有墨、劓、刖、宫、大辟等。
夏商刑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野蛮严酷，随意擅断，明显具有“临事制刑”的特点。
法制史汉：
演变过程
“汉承秦制”，秦汉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都处于封建国家早期发展阶段。汉朝在继承秦朝政治法律制度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尤其是立法指导思想与秦有很大不同。汉初黄老思想的流行，汉武帝时期的法治指导思想转型，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
唐宋中华法系：
《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
《武德律》***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
《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贞观律》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永徽律疏》的颁行。《永徽律疏》又称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
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
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师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地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
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日”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
《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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