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如何惩罚行贿受贿的官员？

“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唐律名例律》

《旧唐书李朝隐传》

唐代玄宗朝的时候，有个叫裴景仙的人当了武强县（今属河北）县令。他在任期间索取当地百姓的各类财物，赃值累计高达五千余匹（唐朝是以绢帛作为货币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大额流通都使用绢帛。绢帛以“匹”和“尺”为单位，比如法律规定一个劳力工作一天的价值是三尺绢帛）。裴景仙离任后被人揭发，捉拿下狱。唐玄宗得知此案后大为震怒，下令要将这个大贪官“集众杖杀”（召集朝廷官员当场乱杖打死）。

可是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卿李朝隐上奏反对说：“裴景仙触犯的罪名是‘监临主守乞取’，属于法律上的‘受所监临’（接受所领导的部下的馈赠）赃罪，根据法律没有死罪。而且裴景仙是先朝贵臣裴寂的曾孙，裴氏家族在武后时惨遭迫害，仅留下裴景仙一人在世，按照法律即使是犯死罪也可以请求宽大处理，以保存该族血脉。请求陛下改处流刑。”

唐玄宗看了李朝隐的奏章，仍然亲手写“手诏”判决处死裴景仙。李朝隐又一次上奏：“生杀之权理应由皇上掌握，但是作为臣下有着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责任。法律规定枉法赃满十五匹处绞刑，而‘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再多也只是流刑。现在如果处死裴景仙，那如果以后有枉法赃罪，再怎么加重处罚呢？”经过几次反复，唐玄宗最后才接受李朝隐的意见，将裴景仙改处杖一百，流放岭外。

从这个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的“受贿罪”，在中国古代法律里还要更仔细地区分为好几种。这里的“监临主守乞取”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专指官员向自己的下属勒索财物的行为，而要予以处罚的时候，要比照另一个“受所监临”罪名的处罚规定来判刑。

至晚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就把一切非法所得统称为“赃”，按照“赃”的数量来定罪量刑。所有的官员受贿罪名，又都按照“受财枉法赃”和“受财不枉法赃”、以及“受所监临赃”这样三种“赃罪”来进行处罚，处罚的力度完全不一样。

这项法律从秦汉开始，一直被历代沿袭。现在可以看到最为完整的是唐代法典《唐律》中有关的规定：

“受财枉法”，是指主管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这里的“枉法”并非就是指枉法裁判，而是泛指所有的公务处断中有违反法律的行为。根据唐律，受财枉法的行为，按其受财“赃”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

“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是在公务的处理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按照唐律规定，凡是计赃“满一尺，杖九十”；以上递加至满三十匹以上，处“加役流”。不枉法由于没有造成“枉法”的结果，所以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要轻。最多只是“加役流”（流放三千里，并在流放地服三年的苦役）。

“受所监临”，是指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而授予财物的一方也并无具体要求事项，官员也没有违法处理公务的。凡是计赃“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赃满五十匹以上，处流二千里。

官员渎职受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无解的施政难题。

对于朝廷来说，官员渎职受贿实际上并非性命攸关的政治问题。朝廷专门设立的监察系统的主要职责，也不在于防止官员渎职受贿，而更着重于检测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度。

因此历代统治者立法非常明确，渎职受贿罪名的设置目标不在于消灭此种犯罪，只是试图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但在今天，反腐已经成为全社会***同努力的目标。“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扼杀一切官员的腐败之心。更有《监察法（草案）》提请明年全国人代会审议，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将反腐进行到底，清正廉洁之风吹满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