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朝廷，理治为逃税剑走偏锋的人用的是什么手段方法？

“苛政猛于虎”，不光是秦朝，封建社会里的老百姓都是被严重剥削的，这通过古代严苛的税法就可以看出来。也不论是盛世还是乱世，总有社会最底层的人吃不起饭 、穿不起衣，一方面是收成不好而导致的源头枯竭，另一方面是上层剥削而导致的财产压榨，无论是何种缘由，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

因此，历朝历代（特别是在乱世）为了逃税，无论贫富，总有些人会剑走偏锋，比如隋唐之际“徵役繁多”，老百姓就不惜以断手断足的方式来逃税，并美称为“福手福足”。而除了残忍的自残以外，唐朝老百姓还通过什么方式来逃税呢？

隋唐之际，由于连年战乱，出现大规模的老百姓逃税现象，据统计隋末逃亡的农民多达300万户。甚至到了贞观年间，福手福足的现象仍然出现，以至于唐太宗不得不在贞观十六年下令对这些自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严惩自残者。

武则天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负担不起赋税的人越来越多，逃税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出现“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的现象。当然，此说法有夸张成分在内，但足以说明逃税已经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玄宗时代，盛世的表面下是日益严峻的逃税问题，“天下户版……诡脱徭赋”，此问题令玄宗十分无奈。玄宗曾采纳宇文融的括户搜刮方案，采用轻税政策，但逃税人员依然在增加。

晚唐时代，逃税问题依然存在，德宗实行两税法后有所好转，但对老百姓的剥削一直在加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更是民不聊生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剥削是逃不了的，但有一个地方是法外之地，即寺院。不仅是唐朝，在很长一段历史里寺院都拥有免税权，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田地和宅院，不法分子趁机敛财、收留逃税人员，寺院一度成为老百姓的避难所。

他们“易服以逃租税”，特别是在武则天时代，佛教盛行，权贵们纷纷建立寺院，大肆敛财，“钱三万则度为僧尼”。而作为老百姓，只要交钱，就能成为僧尼，也就能合法逃税了。到了宠爱外戚和宗室子女的中宗时期，更是“造寺不止，度人不休”，逃税人员一度达到数十万，给大唐政府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而对于权贵来说，逃税手法就比较多了。除了出家为僧外，他们隐瞒田产、少报人丁、降低户等，并且官商勾结，通过钻法律空子或取得政治特权来逃税。

唐朝贵族和一些高级官僚拥有免税特权，他们往往利用这种特权包庇亲属和名下的附庸户口，即“相冒合户”，从而形成尾大不掉的豪门世族。

而对于经济上最被打压的商人来说，他们手上没有特权，只有财富，于是他们通过财富打通关节，把原本是上上户的户等降为下下户，比如敦煌人索思礼家产丰厚，有田产240多亩、奴婢四人，户等却是下下户；再比如盛唐时期经济水平高速发展，商人通过买官或贿赂高官的方式逃税，前者“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后者“递相凭嘱，求居下等”。

在盛唐繁荣昌盛的反面，是无数黑暗而卑劣的见不得人的行径。

下有对策，上则必须有对策。唐政府做过很多努力来惩罚逃税人员，挽回损失。

其中最常见的手段是括户。括户即“括浮游无籍者”，把那些逃税人员都挖出来。

李渊、李世民以及武则天都施行过括户政策，武则天更是采纳李峤的建议，绕过地方官员，由中央直接派出御史进行括户，并对逃户放宽政策，准许他们就地编户，不一定非得回到原籍。此法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逃户依然大量存在。

最有名的括户政策是宇文融进行的。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唐玄宗采纳宇文融的方案，任其为勾当租庸地税使，施行极为彻底的括户政策。宇文融在短期内搜括出了极为庞大的逃税人员，四年内“得户八十余万”、“流户大来”，宇文融虽然对这些逃户采取轻税政策，但在短期内还是替玄宗收上来一大笔财富，他也因此深受玄宗信用（实际上，中晚唐时期只要能替皇上捞钱的都能得到信用）。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括上来的户依然无田可耕，宇文融的扩户政策也就以失败告终了。

此外，对于权贵的逃税行为，唐政府则采取严厉的对症惩罚措施。

《唐律疏议》规定“相冒合者，徒二年”，武则天、中宗时代滥封的官员如员外官、斜封官进行严厉打击，严格裁汰这些拥有免税特权的官员；唐政府还专门派出官员去勘验地方豪强的土地田产，严禁非法占田的行为，但此政策受到官僚和豪强的联合反对，极难施行。

唐政府还明确规定寺院的田产数额，严禁非法扩张，如唐玄宗就多次下令，但此方案收效甚微；唐玄宗对泛滥成灾的僧尼进行籍帐管理和严格的裁汰，一时间“还俗者三万余人”，取得一定的成效。

唐朝实行租庸调制度，此税收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以人口为基本单位的制度。因此，田是老百姓有税可交的基础，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老百姓无田可耕的时候，自然就交不起税，自然也就出现了各种逃户；逃户一多，流民就多，流民生乱世、乱世出流民，各种农民起义也就接踵而来了。

这就是逃税最为直接也是最致命的危害，唐政府做出很多努力止损，但是逃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