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区别

执法必严看似体现了法的权威性，但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混淆了执法与司法的界限，将司法视为执法的组成部分，而执法权和司法权无论在权力的性质、行使机关、行使方式方面，还是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二是曲解了执法和司法的宗旨，错误地将“严格”、“严厉”作为执法、司法的主要特征。于是，为了对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而实行“严打”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众所周知，在社会制度的架构中，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而任何一种正义的法律思想都必须经由一个理性的程序运作过程才可转化为现实形态的公正。在这个过程中，执法与司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正自然成为执法和司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同时，法不在严，而在于及时。美国著名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曾提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种涵义是指效率。------只要稍作反思，我们就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浪费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当代社会，一个国家执法效率和司法效率的高低，就是通过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寻找最佳的方式，以最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实现执法和司法的目的。当然，在公正与效率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基于权力性质的不同，行政执法与司法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偏重于效率，而后者则偏重于公正。此外，司法还应当具有独立性，这是人权、自由、法治等价值在司法制度上凝聚、积淀并进而产生的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结果，并且早已越过国界而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司法准则。可见，执法必严的提法已经远远落伍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等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违法必究似乎反映了法的约束性和严厉性，但既未体现违法程度与惩罚力度相适应、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也不符合我国现行追究时效制度，并违背了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等基本属性。我国在民法领域、行政法领域和刑法领域分别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追责时效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其中，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诉讼权利就无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即一旦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就不再享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权利；追责时效是指对违法行为予以追究的有效期限，如果超过这个期限，行政机关就不再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海关法》、《治安处罚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均规定了相应的追责时效；追诉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若超过了此期限，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法院审判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对于私法领域的违法行为以及公法领域的部分违法犯罪行为（如刑事自诉案件），如果当事人（自诉人）不提起诉讼，司法机关就不能主动进行追究。可见，违法必究的提法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脱节，违反了法治原则。换个角度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提出“违法必究”的初衷是运用法律严格约束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遏制其特权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违法法律也同样应当受到追究。但在实践中，由于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尚不健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而且，对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法律往往没有规定切实可行的法律后果和制裁措施，所谓“违法必究”就成为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建立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一些国家机关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使下，对公民“违法必究”，导致公民“违法”现象激增，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却鲜有因其违法行为（如违宪立法、违法行政、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而受到有效惩处，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受到处理，也不痛不痒，机关单位负责人或责任人“官照做，钱照收，舞照跳”，最多也只是异地做官而已。法律实施领域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绝不亚于经济领域所出现的类似情形，这必将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动摇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和信仰，危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基，进而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