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故事令人拍案叫绝，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

水浒传》是一部表现宋代民众社会改良意图的杰出现实主义小说

一）农民起义反封建是《水浒传》主题之一

《水浒传》所反映的阶层主要有官僚地主阶级----有政治地位而无德行；中下层地主----有经济地位而无政治权力；市民阶层----成份复杂，无政治权力或无经济地位或无人身权力的保障；农民阶层----有微薄的经济基础，有人身自由却无人身保障，而无政治权力。

上述四个阶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多褶多绉的社会生活画卷。只有官僚地主阶级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满意。

前文已述，农民起义的因素不多，且不是首先爆发的，农民受迫害越重，反抗的意识越浓，自然全加入起义者队伍。这首先表现为这支起义军提供了一大部分部众。其次是甘愿让了起义的领导权。第三，未能像王小波、李顺起义那样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政治口号。

所以，农民起义只是局部的反封建，这只是《水浒传》的主题之一。

（二）《水浒传》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及要求

宋代四个阶层关系中，市民生活是独有色彩的一隅。从类型上说，有描写市民与官僚地主之间关系的，如高俅与端王之间的关系；有描写市民层之间关系的如西门庆与潘金莲、武大郎、王婆，有郑屠与鲁达，金翠莲等人，有侠义型如武松、鲁达、杨雄等等。有特技型，如兽医皇甫端、神医安道全等人。

市民阶层处于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既非封建正统又非社会多余，主要有经济要求，如其中与鲁智深交厚的泼皮张三等人，对于有田产的寺院，先是靠整倒懦弱主持，偷些蔬菜维持生计，其行为为人不齿。后来，由于鲁智深加以恩遇，以善待之，便有奶便是娘的孝顺起来，那自然和其和睦相处，这恰恰说明地主阶级如能给予其经济上的恩惠，他们也不会捅破封建天。

然而市民阶层的这个特点又恰恰易于为有势有权者所利用，如高俅、牛二等人。高俅以其鬼混哲学谋得大尉，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中人，而当无赖的生活成为讳莫如深的隐痛，同时又没有替市民阶层提出合理要求，所以高俅在市民阶层中成为一个否定的形象；成为藏污纳垢的垃圾箱。同时也证明靠鬼混哲学改善市民阶层的现状是此路不通。而且这种人又使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做不稳奴隶，所以，林冲只有替本阶级革掉高俅的命。

其次，是人身权利，如武大郎的生存权，潘金莲的情感需求等等。而市民阶层中的另一种人，则演变成为寡廉鲜耻的吸血虫，充满无穷的贪欲。如郑屠、西门庆、王婆之类。郑屠为满足其淫欲，便“强媒硬保”地“要了奴家（金翠莲）的身体”而金氏又被封建主义钦定的大娘子“赶将出来，不容完聚”。而郑屠则硬要那虚钱实契的三千贯身钱。而西门庆则因为有了点钱，就色胆包天的勾引他人之妻，且设计毒死武大，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在他眼里被视同草芥。这种要求在革命之列。而潘金莲先是勾引武松（那也是高大英俊勇猛的，远超过“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武大）后来更贪的是西门庆的强健英俊，出自一种人性的呼吸，但这种要求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他们却任由这种淫欲的泛滥。这同时也恰恰提出一个问题，由谁来保护金翠莲、武大郎这些弱者，因为他们毕竟也是人，也有人身权力的要求。以上三种人，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改良的必要性。

而市民阶层中的另一类技术人员，如武松、鲁达、杨雄等人心地善良，大勇大义而无大智；大勇是因为他们疾恶如仇，敢打路不平，敢伸张正义，因而理所当然的成为群众拥戴的“超人”，但这种人也并非大智，首先，他们提不出社会改良的主张及设计方案，只会出现郑屠打郑屠，出现西门庆打西门庆；其次，易于为统治阶级利用，如武松醉打蒋门神只不过是“为人做嫁衣裳”，险些丧命。

因此，市民阶层的弱小者如武大，金翠莲等人的人身权力和张三等人的经济要求，只有靠他们的理想人物武松、鲁智深等人的革命来完成。在这些人不能正确认识本阶层人员要求合理与否的前提下，他们自然也不能独自的提出响亮的政治口号，只能做个急先锋。这也就决定了市民阶层的社会改良终究不过是一种心灵的预约，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在理想中或简单化的斗争中。

（三）《水浒传》反映下层的地主争取政治权力的企图

农民阶级由于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提出政治要求，也无法在这场革命中担任领导的角色，只能提供部众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成果，只能像阿Q一样，只不过想拿点东西罢了；而市民阶层之中最理想的人，又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只有侠肝义胆，也提不出政治主张，也只能充当这支起义军的部众和先锋。地主阶级中的另一种，中下层地主，有经济基础而无政治权力，又受过封建礼教的长期教育，所以无论从能力上，还是从素质上都责无旁贷的充当了这支起义军的领导。

当地主阶级攫取领导权之后，就把起义军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敲门砖。

且说宋江，宋江原是郓城县地主宋太公的儿子，生平行侠仗义，声望较高，加之痛恨奸臣当道，无由施展其王佐之才，其特点是既忠又义，可以代表地主阶级之中的优秀者。在他的心目中，皇上是无比英明的，只是由于乱臣贼子当道，以致于蒙蔽圣听，所以，只要谋得一官半职，便可以为皇上尽忠，可在那个尽忠之路堵死的情况下，他只有谋求终南捷径，当个押司。然而对于官场的倾轧，他毕竟是深知的，所以设计立下了与乃父宋太公断绝关系的文书，免得致祸于家人。对于晃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之事，他不仅深知，而且送信使其逃走，可见他忠于皇上，只反贪官，但还不封建主义刀兵相见，而当他与阎婆惜之事发，他便浪迹江湖，渴求风平浪尽，而当诸位兄弟在他们率领下前往梁山时收到兄弟之信，当即甩下弟兄不顾，甘愿去领配往江州的重刑，渴求有朝一日再尽忠。谁知酒后误题反诗“自幼曾政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臣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梁浔阳江口”。诗中所诉说无由施展才华的愤懑，在这越要忠，越忠不下去的情况下，才杀贪官而反。

宋江也是被逼反的，是由于他原初的试图通过终南捷径而尽忠的路子被彻底堵死才迫不得已造反的。

而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依然时刻未忘情于尽忠，又把起义队伍当成谋求自己政治利益的敲门砖，其表现如下：第一，争取朝臣中正直者的支持，如第九十九回拦截宿太尉船队，面阵投降意图；第二，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至“忠”于“义”前；第三，替起义军确定了政治口号“替天行道”、“忠义双全”、“除暴安良”，斗争矛头指向乱臣；第四，改组起义军领导组成，设计诱使卢俊义上山，只不过想仰仗卢俊义的声望；第五，排定梁山座次，排座次的标准完全以投降条件为依据。梁山座次居前者，大多是降将、地主，几无寸功可言，而位次居前，这在座次观念甚严的封建时代只有一个用途----有利于投降；第六，用招安思想武装起义军，多次当众流露招安意图，打击真正革命者。如第七十一回，排定座次之后，于重阳节宴饮，宋江大醉，作《满江红》：“统豹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啸。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沼，早招安，心方足。”不料唱到此处，引发武松、李逵等人的反驳：“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致使宴会不欢而撒；第七，让神医安道全除去脸上的金印----耻辱的标记。第八，亲赴汴京与皇上“御妓”接通热线，妄图让李师师床上承欢之时吹点“枕边风”而求招安，下作若此，并且为此项外交活动的人选颇费心机。第九，率领起义军走州过县，替县上进行“纪律监察”，却不去惊扰皇上，生怕再堵尽忠之路。

看，宋江，这个地主阶段的代表，怎样在一天天葬送起义大业。他完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惜葬送革命大业。

这种仅为地主阶级谋求出路的行为自然会引起其他阶人的反对，他们也采取种种方式加以反对，这就引出了“李逵元夜闹东京”、“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宋江无耐，只好两赢音贯，三败高俅，而这些举动却显示了阶层更急切地实现投降的意图，果然第八十二回就演出了“梁山伯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的结局。地主阶级在前进的道路上煞费心计。

而当招安之后，则视当初聚义梁山如犯上作乱，所以急于献上见面礼，于是率众北上征辽，南下征方腊，用弟兄们的血肉之躯，为自己铺就了政治的坦途。然最难逃厄运。

宋江地主阶级中无政治门票者的利益，他只不过借起义军的武装吓唬一下皇上，原以为“爱哭的孩子得奶多”，孰不知到头来却被掐断喉咙，他压根就不应这么做。

（四）统治集团内部纠纷的合理化解的尝试，宋朝自“杯酒释兵权”后用大量文官治理天下，这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阶层，这个阶层日益腐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内部纠纷不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林冲的造反，林冲本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家有贤妻，按说本该“做稳了奴隶”，不料高衙内垂涎林娘子美貌，几经调戏，总难上手，于是就设计一步步地陷林冲于死地。林冲忍无可忍，才被逼上梁山。林冲是忠的哲学家。他妄图用造反来改变弱小者的命运，这恰恰说明了《水浒传》的主题中有统治集团内部纠纷合理化解的尝试。

（五）总而言之，《水浒传》农民起义反封建只是主题之一，这本书还广泛地再现了宋代各个阶层，各个阶级的生活及要求，这次起义只是社会改良的尝试，其中“官逼民反”(而非“君”逼民反)的积极意义在于警示统治阶级施行仁致，让大家都过得好，否则就会闹“地震”。

因此，我认为《水浒传》的主题应该是：有着农民起义初衷的，展示市民生活状况及要求的。展示中下层地主阶级政治要求的，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纠纷的合理化解尝试的一部杰出的社会改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