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的有关资料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娣。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娣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娣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选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3月号)
课文包身工原文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她们正式的名称是包身工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生活场景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