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主义如何从保护动物到善待动物?
近代的“仁慈主义”,是从古典人类中心主义中的动物保护思想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观点。仁慈主义主张人类要善待动物,这体现了人类道德的进步。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一个人类把道德关怀对象不断扩大的历史,人类把道德关怀对象从人类扩展到人类之外其他存在物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动物。动物的权利问题,是生态伦理学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体系的一个突破口。这是因为,人类自从诞生那天起,就和其他动物生活在一个大环境中。在日常生活中,人离不开动物的帮助,动物的影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也随处闪现。此外,和人一样,大部分动物都有意识,是一个能做出选择的自主的生命,它们能够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
17~18世纪,欧美一些思想家提出“仁慈主义”理论,主张善待动物,认为动物也应像人一样享有“天赋的权利”,因而也必须承认它们是权利主体。
1641年,一位名叫华德的律师说服马萨诸塞(时为英国殖民地)当局制定了一项法律:任何人不得专制地或残酷地对待那些向来供人使用的牲畜,人有责任让它们定期地休养生息。
1693年,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在《关于教育的几点思考》一书中也对笛卡儿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动物是能够感受痛苦的,毫无必要地伤害它们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他对许多儿童折磨和残酷地对待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小鸟、蝴蝶和其他可怜动物的行为表示担忧,因为折磨和杀死其他动物的这种习惯,甚至会潜移默化地使他们的心对人也变得狠起来;而且,那些从低等动物的痛苦和死亡中寻找乐趣的人,也很难养成对其同胞的仁爱心。他主张人们不仅要善待以往那些被人拥有且有用的动物,而且还要善待松鼠、小鸟、昆虫——事实上是“所有活着的动物”。
18世纪的约翰·布鲁克纳曾对英国在美洲新大陆的扩张表示担忧。他在《关于动物的哲学思考》(1768年)一书中怀疑,改变美国的荒野是否会打乱“生命之网”(布鲁克纳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对后来的生态科学是如此重要的词语的人)和“上帝的整个计划”。他已经认识到,在开垦处女地的过程中,许多物种会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会完全灭绝。完整的上帝创造物的减少令可敬的布鲁克纳感到担心,但他却回避了对这种行为的道德评价。
英国的杰罗米·边沁是近代西方第一个自觉而又明确地把道德关怀运用到动物身上去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家。他在写于1789年的《道德与立法之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个行为的正确或错误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快乐或痛苦的多少,动物能够感受苦乐,因此,在判断人的行为的对错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边沁反对把推理或说话的能力当作在道德上区别对待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根据。问题的关键应是它们能否感受苦乐。边沁据此认为,最不道德的行动就是带来最大痛苦的行动。
而与对较低形式的生命的残酷比起来,对神经系统最发达的人的残酷是更坏的行为,但是这种差别仅仅是数量上的。一个有道德的人或有道德的社会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加快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不管这种痛苦是人的痛苦还是动物的痛苦,他所处时代的开明人士对奴隶的解放的关注曾鼓舞了他对道德进步的信心。边沁说,我们已经开始关心奴隶的生存状态,我们得把改善所有那些给我们提供劳力和满足我们需要的动物的生存状况作为道德进步的最后阶段。对边沁来说,那些对人有益的动物(如马和鸡)所占据的伦理地位低于奴隶,但高于其他生命形式,他预言:“这样的时代终将到来,那时,人性将用它的‘披风’为所有能呼吸的动物遮挡风雨。”边沁所说的“披风”即指道德地位和法律保护。
19世纪的亨利·塞尔特将英国扩展伦理***同体的思想推到了顶峰。他在1892年出版的《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是动物解放运动的理论总结,对英美后来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人类拥有生存权和自由权,那么动物也拥有。二者的权利都来自天赋权利,就动物而言来自动物法。他觉得在英美人的态度中缺乏一种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真正亲属感。道德***同体的范围需要扩展。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卓尔不群的观点:如果我们准备公正地对待低等种属(即动物),我们就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在它们和人类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鸿沟”的过时观念,必须认识到那个把宇宙大家庭中所有生物都联系在一起的***同的人道契约。他号召人们把所有的生物都包括进民主的范围中来,从而建立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人和动物最终应该也能够组成一个***同的政府。因为并非只有人的生命才是可爱和神圣的,其他天真美丽的生命也是同样神圣可爱的。未来的伟大***和国不会只把它的福恩施惠给人,况且,把人从残酷和不公正的境遇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将伴随着动物解放的过程。这两种解放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方的解放都不可能孤立地完全实现。塞尔特还抨击了“气势汹汹”的工业神话,因为它为了让“悠闲的绅士和少妇能够用……借来的羽毛和皮毛装饰自己”而使数以万计的动物遭受灭顶之灾,并将那些游猎运动谴责为“业余屠杀”。他领导的仁慈主义者同盟经过十年的抗争,成功地解散了皇家逐鹿猎犬队。塞尔特在生态伦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把古老的天赋人权论与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并把它直接应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开启了当代动物解放论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