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屡屡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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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得如此之惨，认真分析和探讨其原因，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英国力对比以及中国战胜英国侵略的可能性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科学昌盛的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幅员虽只及中国的三十六分之一，人口仅及中国的十六分之一，但它的殖民地附属国遍及世界各大洲，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当时的中国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工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在封建主义桎梏下，长期停滞不前。满汉地主贵族统治着中国，政治反动腐败，对外闭关自守，科学文化遭到窒息，国势与英国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
与各自的国势相适应，中英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当时英国***有军队十四万人，连同担任内卫任务的六万国民军在内，总***不过二十万人。这支军队数量虽不大，但有实战经验，尤其富有对外侵略的经验；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年间，英国有八十五年在进行战争，其中除十年系国内战争外，其余七十五年是在国外为争夺霸权和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进行战争。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已经是一支初具现代规模的多兵种合成的资产阶级军队，陆军中已有步兵、炮兵、工兵的分工。海军拥有五百余艘舰艇，大的军舰有三层甲板，安炮多达一百二十门。但是，所有军舰都尚未装备蒸汽机。这时英国的火炮技术已相当发达，炮身重量从几百、几千直到万余斤不等，炮弹有实心弹、霰弹和爆炸弹，重量从几磅、十几磅到六十余磅不等。不过，火炮也还是滑瞠前装药的。步兵已普遍使用步枪，基本还是滑瞠、前装药的燧发枪（只有少数部队装备了用雷管击发机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枪），有效射程在三百公尺左右。军官和士兵有较高的文化技术知识，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
清王朝自十七世纪中叶统一中国之后，长期未进行过大的战争，承平日久，军备废弛。这时全国约有八、九十万常备军，其中八旗兵二十余万，绿营兵六十余万，数量远较英国为大，但军制和武器装备都很落后。八旗兵是满族的部落部队，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兵也是世代相袭的职业兵，平时分散于各营汛，忙于差役，很少训练，战斗力极为有限。清军虽也设有水师，但只在内河或近海活动，主要用于缉捕海盗，最大战船安炮不过十门。清军冷热兵器并用，士兵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使用刀、矛、斧、戟等冷兵器，只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装备有鸟枪、抬枪等简陋火器。火炮由各地雇请匠人铸造，质量低劣，规格不一，种类繁杂，全系滑瞠、前装药，使用实心弹，按编制每千人配备十门。总之，无论军队素质与武器质量，清军都大大落后于英军。
不过，鸦片战争并不是英国倾其全力进行的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一场全面战争，而仅仅派出了万余侵略军、以迫使清王朝屈服为目的的有限的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被侵略者，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清王朝抵抗外国侵略，能够激发起官兵的敌忾心，并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而英军则出师不义，遭到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反对。清军在本土作战，可以依托预先设置的国防工事，地形熟悉，补给方便；而英军远离本土，交通阻隔，指挥不便，祁给困难，人地生疏，水土不服。因此，英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方面的优势，可以因上述不利条件的制约而受到抵消和减杀；而清军在武器和军队素质方面的劣势，完全有可能用兵力上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地理、社会条件而得到弥补。由上看来，清王朝只要能正确地认识和估量敌情，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英国侵略者是完全可以被战胜的。
那末，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主观上犯了哪些错误呢？
不了解敌人 对敌情判断失当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鸦片贩子胡夏米，沿中国的海岸自南到北地作了一次战略性的侦察航行。1834年9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曾指使两艘军舰强行闯入虎门，直抵黄埔、广州；1835年7月，胡夏米正式向英国政府建议对中国使用武力，他根据侦察结果作出判断，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在报告中对舰队的组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以及发动战争的季节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1838年7月，英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三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装侦察。长期以来，英国政府还通过商人、传教士等，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广泛的活动，并搜集了大量的军政情报。因此，当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特别是在虎门销毁鸦片以后，英国侵略者就把它视为挑起侵略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贸易闸门的良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当年4月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的密信中就说：中国严禁鸦片，“乃是陛下政府对过去所受一切损害取得补偿的最好理由，这是把我们将来和这个帝国的商务安放在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机会”。一个曾到过中国十六次的商人讲得更为露骨，他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成，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收。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1839年9月1日，英国内阁终于根据鸦片巨商和对华贸易集团的意志，“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向中国进行武装讹诈和侵略。
英国政府正是根据多年来通过上述各种途径与手段所获取的大量情报，识破了清王朝的纸老虎本质，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准确的判断。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十分自负地写道：“陛下政府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海军数量很小，其性能与装备极端无用；因此，上面所说的行动（指到中国沿海占领岛屿、封锁港口、扣留商船等——引者），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执行成功，这兵力远较就其活动的漫长海岸线及其任务规摸初看起来所需要者少得多。”这就是英国政府之所以敢于以一支为数不大的陆海军，远涉重洋，对拥有四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
可是，中国对英国的情况了解得又如何呢？
清王朝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长期以来，它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视外国为“蛮夷”，拒绝一切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入。因此，清廷同西欧各国进行贸易虽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都是外国人到中国来，而很少有中国人到西欧去过，更谈不上对西方列强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林则徐是较早注意了解世情的人物之一。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说：“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从中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不过，由于时间短，手段少，翻译人才缺乏，他对西方列强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对英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了解也甚为肤浅，因此，所作的判断往往不够准确。
林则徐在严厉禁烟的同时，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战备措施，但其目的是为了堵截鸦片走私和防止英国军舰和武装商船的武装挑衅。对于英国政府1839年10月1日作出的决定和1840年春派遣侵华远征军的行动，林则徐以及整个清王朝既没有获悉这方面的战略情报，也未作过类似的分析、判断。1839年9月，林则徐在分析英国情况后得出结论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该夷别无伎俩，即使私约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律劳卑、马他伦之类，并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至粤洋游奕、虚张声势，亦惟严防各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僻港口，该夷大艘断不能行，而三板小船，应须防其阑入。”这就是1839年秋林则徐对英军入侵方式和规模的分析判断。
1840年2月，林则徐听澳门葡萄牙人传说，英国从本国和孟买各派出兵船十二只，不久即可到达时，还武断地斥之为“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能不制其死命”直到1840年4月底，美国代办领事哆喇哪在向林则徐的禀报中提到：“现由英国及本国有新闻纸到来，内云：英国限于本年五月前后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本来，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情报，但仍未引起林则徐的重视和警惕。他在复文中批驳道：“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荒谬已极。试思港系天朝之港，岂英吉利所能封？且尔米利坚并非英夷属国，何至一闻该夷不许船来之言，尔即如此着急乎？如果尔等甘听英夷指挥，五月前后不敢贸易，天朝官府正喜得以省事，岂此等谣言所能恫喝耶？”“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原禀掷还。”态度既傲慢又颟顸。
直到6月中旬，英国舰队已在来华途中，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运载鸦片。好夷借以扬言恫喝，以求得准许其贸易。现在各兵船只在外洋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渝，（该夷）实无能为。可见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海陆军大举进犯中国，也完全缺乏了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广东方面战备工作的加强。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战备工作就更差些了，如英军抵达浙江定海时，兵勇都毫无准备；大沽口的大炮都不堪用，天津、大沽驻防的清军总***不及千人，这与清朝上下对英国将发动的武装侵略了解甚少有直接关系。
和战方针不定 战略被动多变
英国政府作出对华发动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侵华远征军，到1840年初，这支侵略军已基本拼凑完成。海军舰队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戈登·伯麦为司令，由十六艘军舰、四艘轮船和二十八艘运输船只组成。在十六艘军舰中，三艘来自英国本土，三艘来自南非开普敦军港，五艘来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国海面活动；最大的三艘军舰，各装备七十四门大炮。侵华陆军***四千名，全部来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支侵略军由英国驻好望角海军司令懿律少将率领。
由于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情况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因此，英国政府对懿律下达的最后训令中，对侵略军到了中国海面之后的侵略步骤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之后，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国船只；（二）封锁珠江口后，立即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长江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岛屿，以便长期占领；（三）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照会，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谈判，逼迫其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种种条件和要求；训令中还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预案：“如果中国政府拒绝谈判，或者何时谈判决裂，那么，海军司令就应该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并按照他认为用这些兵力困扰中国政府以何种方式为最有效的办法去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直到黄河与运河交叉点，在那儿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捕捉并掳走船只与货物；或者，他也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到扬子江与运河交叉点，那儿有两个大镇，聚有大量的船只与货物，可以掳走；或者，如果他认为兵力足够，他还可以占领厦门城。这些行动，应该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满足我们或中止谈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谈判，那么海军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该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
从上可见，英政府对侵略远征军的训令，原则明确，要求具体，并给前方指挥员在执行过程中保留有根据情况自行决断的充分余地。纵使后来战事曾多变化，统帅几度易人，但英国的上述战略要求基本未曾改变。
可是，清朝方面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清王朝对战争的态度，前后有过多次的变化。这除了英国是发动侵略的一方，握有战争的主动权，而清王朝则是被侵略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外，也与清朝方面对本身力量的肓目自信，和对英国的侵略意图一无所知有直接关系。
清王朝方面的战略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在战前以及战争初期，清廷根据对英军“船坚炮利”的一般认识和林则徐的妻报，所确定的对付英军人侵的战略方针是：以守为攻，以逸待劳；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设法诱敌登岸聚而歼旃。上述思想，见之于道光帝在1840年8月24日——9月3日间给沿海督抚所发的谕旨，其中比较集中的是8月30日给耆英的谕旨，说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一般说，清廷在对英军缺乏深入认识的情况下，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防御姿态，还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在远洋与之接仗，也注意避开敌“船坚炮利”的长处，这些都是正确的。所不足的是，这时的清朝当局，对英国的陆军力量完全没有认识，对英海军的近陆作战能力也严重估计不足，就是林则徐也不例外。道光帝的上述思想，正是根据林则徐的妻报来的。林则徐在奏报中说：“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迂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清廷的上述认识，后来经过与英军多次较量并吃了败仗之后，才逐步改变过来。
（二）从大沽交涉到广州之战，道光帝始则以委屈求全、息事宁人的姿态，避免与英军正面对抗；当英军由于季节已过和兵力不足等原因南返广东之后，道光帝即如释重负，并侥幸自得地说：“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道光帝满以为事情已基本了结，于是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兵，并委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与英国的交涉。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再度提出赔款、开埠、割地等无理要求，并以“开仗”相威胁，这是虚妄自大的道光帝所难以接受的。本来，义律提出的上述要求，并非什么新东西，在《巴麦尊照会》中早已写明了的。但以道光帝为首的昏庸的清廷决策集团，对英国的战略意图既茫然无知，即使象《巴麦尊照会》这样重要的外交文件，也未进行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故当义律在广东再度提出上述要求时，道光帝竟把它视为“新闻”，似乎受到了多大的刺激，损伤了他虚妄自大的自尊心。于是他态度趋于强硬，下令从湖南、贵州、四川调兵赴粤，准备武力解决。
道光帝处于很大的矛盾之中。他从终兵息战、节省糜费的动机出发，希望与英国的这场纠纷尽快求得和平解决；但英国的要价又太高，使他难以接受。特别是这时道光帝无论是对清军的腐败无能，抑或是对英军的战斗力，都还缺乏真切的了解。他总以为他手中有几十万军队，对区区英军作战虽无胜利把握，但在陆上总可与之一试。这时，无论英方、清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想使用手中的军队，将各自的“政治”继续发展为“战争”。尤其到了1841年初，当道光帝得知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便一怒之下，决定对英宣战，命令琦善、伊里布克日进兵，并收复定海。
英军攻下虎门，尤其是后来广州的城下之盟，本来可以使道光帝的头脑清醒些、实际些，但由于奕山等编造了一套瞒天过海的谎言，把广州之战的真相全部隐瞒了起来，因而后来英军撤出广州、虎门，道光帝还真以为清军打了胜仗，因而又再次要沿海各省撤兵，他说：“现在广东夷情，经奕山等叠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著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如何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道光帝受了奕山等的蒙骗，延缓了对战局发展真相的认识过程。
（三）从英军第二次北犯到浙东反攻失败，这是清廷决意使用武力与英军进行较量的阶段。当道光帝自我陶醉于所谓“广州胜利”之中时，英国政府对义律所取得的进展甚为不满，并决定以璞鼎查取代他。璞鼎查到远东之后，即开始第二次北犯， 8月26日攻下福建厦门，10月攻陷定海、镇海和宁波。英军攻陷厦门的行动，打开了道光帝的眼界，他说：“该夷伎俩，原只恃船坚炮利，习惯风涛，今该夷登陆占据炮台，亦如此凶狠，是防守之术，必应水陆交严，方不致仓猝失事。”又说：“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这时道光帝已认识到，英军不但海上能打，陆上也能打；但他还没有认识到，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而且陆上也不能打。因此，他于浙东三城失守后，仍下今从各地调兵遣将，准备在浙东与敌决一雌雄。
在重点准备浙东反攻的同时，道光帝通谕沿海七省添兵筑垒，团练自卫。他并谕令厦门守将，“现在该夷船大帮去后，所留无几，正当乘机整旅，脑加攻剿。”谕今广东守将“趁此北风时今、逆船势分之时，相机奋击，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则浙江剿办。亦可易于藏功。”应该说道光帝上述谕旨，是着眼于全局、具有一定的战略头脑的，可惜，福建、广东的守将都不用命，致使英军毫无后顾之忧地集中兵力于浙江。
在浙东反攻的准备过程中，现在经的幕僚、江苏宿迁举人臧纾青，曾建议对敌采用“散战”之法，即“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即杀，遇船即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务令住舟登岸，诸支出入，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这是一个颇有见地、带有一定游击战性质的建议，可惜未能受到当局的足够重视和采纳。奕经最后采用了所谓明攻与暗袭相结合的战法，不切实际地企图一举收复三城，结果全部落空。
道光帝对浙东反攻寄予很大希望，他勉励奕经说：“种种布置，详慎周密，朕心欣悦。谅将军等必能克期进剿，扬我国威，断不令该逆扬帆远遁，朕引领东南，日盼捷音之至也。”可是，浙东反攻计划完全落空和失败了，非但如此，就连退守慈溪的清军，也在英军的反攻中遭到严重损失，一气退到了曹娥江以西。
浙东抗战和反攻的失败，使道光帝大失所望，开始认识到清军的不可侍，“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纷纷溃散”，“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逃脱几成习惯。”。这时，道光帝开始认识到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就是在陆上也不能战胜英军。
（四）浙东反攻的失败，使道光帝丧失了使用军事手段战胜英军、解决中英纠纷的信心。他对奕经等请求再从各省调兵一事批道：“事已如此，添调何难，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外续调之兵到齐，再图进剿，无论旷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他对用兵丧失信心之后，便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英人的“羁縻”之上了。所谓“羁縻”，只不过是屈服、妥协的代名词。1842年3月底，道光帝就任命盛京将军耆英署理杭州将军，同时重新启用前年因在浙东办理夷务而被革职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耆英与伊里布成了道光帝办理“羁縻”的班底。6且中旬，英军攻陷吴淞、上海，并有进攻江宁、京津之说。在此情况下，道光帝就密谕耆英与英人议和，准备接受割地、赔款、开埠等条件。英军抵达镇江时，道光帝就下定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便宜行事”了。
从上可知，由于清方对于敌情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准确的估计，因而和战不定，战略方针多变，时而增兵，时而撤兵，弄得前方将帅无所措手足。清王朝是一个封建专制帝国，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和战决策也操于他一人之手。决策者远在北京，战事则发生在数千里之外，由于当时通信不便，上下隔膜，各地的情况既不能及时上达北京，皇帝的谕旨也不能及时抵达前线，朝廷的决策常常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前方的将帅又未被授予临机处置之权，还不得不遵照执行。再加前线将领为减轻罪责，往往夸大敌情和谎报战果，就使这种状况更加严重。
清朝定制，封疆将吏有守土之责，不许丢失一城一地。因此，英军一旦攻陷某城某地，有的与城***存亡，有的立遭革职处分。这种状况，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方针。但这一方针既不正确，也办不到。中国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根本不可能将敌人拒之于海上，一概不使登陆。正确的方针应该是：依托要塞和预设的防御阵地，层层阻击敌人，在给敌以一定的杀伤之后，即有计划地后撤，让敌人有限度地深入内河内陆，占领一些城镇和地区，然后发挥在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兵力优势，对敌防守相对薄弱之点，组织重点反击，不断消耗敌人。换言之，也就是以我地域广阔的空间来减杀和抵消敌军在装备上的优势，诱使敌人分散兵力，使其兵力不足的弱点更趋严重，然后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这样，久而久之，就能积小胜为大胜，敌人就会因经受不住长期消耗而陷于被动和失败。当然，以上种种，对于夜郎自大的清王朝及其腐朽的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想到和做到的。
清军军政素质及战斗力的低下
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惨败，也与其本身军政素质的极度低下直接有关。
清王朝建立二百年来，无论八旗、绿营均已腐朽，加之清王朝“承平日久”，将弁兵丁均未经战阵，既缺乏实战经验，又缺乏严格的训练，根本不能打仗；这支军队镇压人民或是里手，抵抗外敌则是外行。
这支军队的军制十分落后，平时星散于各营汛，忙于繁重的杂役，很少训练；由于薪饷过于菲薄，致令有的不得不兼习手艺杂业，以养家糊口。待到战时，临时从各营汛零星抽调，拼凑成军，因而兵与兵不相习，兵与将不相知，营伍散漫，心志不齐，难以形成有机的战斗集体。一旦临阵，兵不听将令，将不得兵力，一遇敌人，往往未战先逃。
这支军队的统兵大员多是贪生怕死之辈，战斗的主动性积极性极差。英军先后进攻过定海、虎门、广州、厦门、镇海、宁波、乍浦、吴淞、镇江等地，较长期地占领过定海、香港、鼓浪屿、镇海、宁波等地。当时清方如能在统一指挥下，同时向各地的英军发起进攻，英军就会感到处处受敌，处处紧张，其兵力不足的弱点就会突现出来，从而就可迫使其逐步陷入被动地位，久而久之，就难以在陆上立足。应该指出的是，道光帝曾多次谕令浙江、广东、福建的将帅对敌发起进攻，以互相策应，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但由于前方的将帅畏敌怯战。都未遵照执行。如英军进攻广东，浙江方面则与之谈判；英军进攻浙江，广东、福建方面不加配合；英军进攻长江下游，广东、福建、浙江方面都毫无动作。由于清军方面出现的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正利于英军集中兵力，对清军进行各个击破。
各级将弁不善指挥，不懂战术，据守一地，只知株守炮垒，不布远势，炮火与步兵不能有机配合，互相协同，每座要塞都仅一线设防，没有二线阵地，因此一处突破，全线皆溃。防守城镇要塞，往往只顾正面，不顾侧后。而英军进攻，往往利用清军一线防御的弱点，采取正面进攻与侧后包抄相结合的战法，置清军于腹背受敌的困境，迫使清军不是被围歼，就是弃战溃逃，虎门各炮台的失守，广州北郊阵地的丢弃，以及吴淞的失陷，都属于这种情况。清军也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组织伏击战、抄袭战、夜袭战等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出敌不意、攻敌无备地打击敌人。在广州北郊和浙东慈溪，都曾提供过很好的歼敌机会，可是清军却毫无作为，坐失良机，非但未能歼敌，反被英军所败。
这支军队军民关系对立，平时欺压人民，英军侵华后，各路带兵大员仍视人民为仇敌，胡说什么“汉奸遍地”、“汉奸充斥”，“防民重于防寇”，“患在内不在外”，完全与人民处于对立的地位，这就根本谈不上依靠与发动人民***同杀敌了。清军在浙东反攻时，奕经幕僚臧纾青曾建议采用“散攻”之法，带有军民结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的性质，如能实行，定会给英军以沉重打击，但这对于视人民为仇敌的反动将帅，是完全无法采纳和实行的。更有甚者，在清军前往浙江途中，有的将弁“自称禁旅，沿途劳壮丁，掠门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试问，象这样骑在人民头上的军队，怎能战胜敌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