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思想
要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信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他完全没有留下半点自己的著作，我们只能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中加以探索，然而他们两人的记载又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对于何者的记载更接近真相一直是争论的话题。有些人认为苏格拉底其实没有任何特定的信仰，而是只会加以盘问每种信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发表的冗长理论其实是柏拉图自身的想法。要从记载中区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两人的概念相当的困难，同时要解释他们的概念又更为困难。也因此，要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的记载中寻找苏格拉底的理念并不简单——必须留意这些理念很可能不是苏格拉底本人所提出的，而可能更接近于这些记载者自己的看法。
从对话录里得到的证据显示苏格拉底只有两个导师：文法家普罗迪科斯（Prodicus）、以及一名女祭司狄奥提玛（Diotima），狄奥提玛教导了苏格拉底有关爱的知识。一些对话录也显示出苏格拉底曾受到了当时的思想家如巴门尼德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影响，历史记载通常也将这两人视为是苏格拉底的导师。古典历史学者John Burnet主张苏格拉底的主要导师是阿那克萨哥拉派的学者阿基劳斯（Archelaus），有关阿基劳斯的记载其实也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理论。而Eric A. Havelock则认为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哥拉派的关系证明了他与柏拉图的哲学理念差异。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他曾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人，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苏格拉底开始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定义应该是热爱智慧的人，而不是有智慧的人，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助产术和揭露矛盾的辩证法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因为他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方式一般被称为“苏格拉底的讽刺”。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是由爱利亚学派的逻辑推论和爱利亚的芝诺的反证法发展而来的。在苏格拉底的讽刺的消极形式中存在着揭露矛盾的辩证思维的积极成果。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借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最早的辩证法的形式。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苏格拉底提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区分，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脱离了早期哲学的朴素状态，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他将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格言式的伦理思想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以逻辑辩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揭露矛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这一切对哲学思维的发展都有贡献。但是，他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具有系统思想观的哲学家，开始了主体和理性、抽象思维，以自然神论代替宗教神话的时代。 苏格拉底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那么他在哪里施教呢？他怎么施教呢？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不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热情施教。当时的其他教师──智者，是收取学费的，他们以当教师作为赚钱的手段，而苏格拉底教人是不收学费的，他是为城邦的利益而教人，是义务教师。他认为，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他认为，无论是天资比较聪明的人还是天资比较鲁钝的人，如果他们决心要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
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造就治国人才。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由于没有好的领导人，民主制度变成了极端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连国家领导人都用抓阄或抽签的办法选出来。苏格拉底对此十分痛心。他认为治国人才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治国人才。为了培养治国人才，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关于教育的内容，他主张首先要培养人的美德，教人学会做人，成为有德行的人；其次要教人学习广博而实用的知识。他认为，治国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他说，在所有的事情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那些知识最广博的人，而受人谴责和轻视的人，都是那些最无知的人；最后，他主张教人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对体力活动和思维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健康的身体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锻炼才能使人身体强壮。
在教学的方法上，苏格拉底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人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他本人则称之为“产婆术”。他母亲是产婆，他借此比喻他的教学方法。他母亲的产婆术是为婴儿接生，而他的“产婆术”教学法则是为思想接生，是要引导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
“苏格拉底方法”自始至终是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又叫“问答法”。苏格拉底在教学生获得某种概念时，不是把这种概念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先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错了，他也不直接纠正，而是提出另外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从而一步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它为启发式教学奠定了基础。
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
苏格拉底教学中有过这样一件事发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们说：“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事，每个人尽量把手臂往前甩，然后再往后甩。”说着，他做了一遍示范。“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学生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谁做不到呢。可是一年以后，苏格拉底再问的时候，他的全部学生中却只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后来这个人继他之后成为新一代思想家，这个人叫柏拉图。苏格拉底其实有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苏格拉底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教学方案
一天，在课堂上，哲学家苏格拉底拿出一个苹果，站在讲台前说：“请大家闻闻空气中的味道！”一位学生举手回答：“我闻到了，是苹果的香味！”苏格拉底走下讲台，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一个学生的面前走过，并叮嘱道：“大家再仔细闻一闻，空气中有没有苹果的香味？”这时已有半数的学生举起了手。苏格拉底回到讲台上，又重新提出刚才的问题。这一次，除了一个学生没有举手外，其他人全都举起了手。苏格拉底走到这位学生面前问：“难道你真的什么气味也没闻到吗？”那个学生肯定地说：“我真的什么也没闻到！”这时，苏格拉底对大家宣布：“他是对的，因为这是一只假苹果。”这个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 苏格拉底经常和人辩论。辩论中他通过问答形式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人产生新思想。这种问答分为三步：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认为这是使人变得聪明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除非一个人很谦逊“自知其无知”，否则他不可能学到真知。第二步叫定义，在问答中经过反复诘难和归纳，从而得出明确的定义和概念，第三步叫助产术，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思索，自己得出结论，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他虽无知，却能帮助别人获得知识，好像他的母亲是一个助产婆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接生，能够帮助新的生命诞生。
苏格拉底教他的朋友欧提德谟斯也从不给他们现成的答案，而是用反问和反驳的方法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思想影响。请看一个他和学生问答的有趣的例子。
欧提德谟斯：苏格拉底，请问什么是善行？
苏格拉底：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欧提德谟斯：是恶行。
苏格拉底：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
欧提德谟斯：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苏格拉底：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
欧提德谟斯：是善行。
苏格拉底：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
欧提德谟斯：这是善行。
这种教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它可以启发人的思想，使人主动地去分析、思考问题、他用辩证的方法证明真理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这一认识论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 古希腊最卓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一生不断探索真理，因为善于辞令，常常把那些自认为知识渊博的浅薄之辈驳得目瞪口呆，因此他在广大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可不幸于公元前399年被民主派贵族以煽动青年、污辱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受审，处以死刑。
根据当时雅典法律规定，处死犯人的方法是赐以毒酒一杯，但在处死前关押的一个月中，法庭允许犯人的亲友探监。当时便有许多青年人天天去监狱探望苏格拉底，其中有位名叫克里同的青年问苏格拉底有无什么遗言时，苏格拉底回答说：“我别无它求，只有我平时对你们说过的那些话，请你们要牢记在心。你们务必保持节操，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那样去生活，那么不论你们现在对我许下多少诺言，也无法告慰我的亡灵。”说完他便起身去洗浴了。
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在苏格拉底即将处死的那天晚上，只见他衣衫褴褛，散发赤足，而面容却镇定自若。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打发开，而去同他的学生斐多、西米亚斯、西帕斯、克里同等谈论灵魂永生的问题。不久，狱卒走了进来，说：“每当我传令要犯人服毒酒时，他们都怨恨诅咒我，但我必须执行上级命令。你是这里许多犯人中最高尚的人，所以我想你决不会恨我，而只会去怨恨那些要处死你的人，我现在受命执行命令，愿你少受些痛苦。别了，我的朋友。”说完泪流满面，离开了牢房。苏格拉底望着狱卒的背影说：“别了，朋友，我将按你说的去做。”然后他又掉转头来，和蔼地对那些青年说：“真是个好人，自我入狱以来，他天天来看望我，有时还跟我谈话，态度亲切。现在他又为我流泪，多善良的人呀！克里同，你过来，如果毒酒已准备好，就马上叫人去取来，否则请快点去调配。”克里同回答说：“据说有的犯人听到要处决了，总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为的是可以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请你别心急，还有时间呢！”这时苏格拉底说：“诚然你说得对，那些人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延迟服毒酒就获得了某些东西；但对我来说，推迟服毒酒时间并不能获得什么，相反，那样吝惜生命而获得一顿美餐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鄙视，去拿酒来吧。请尊重我的要求。”
到了这个时候，克里同只好用目光暗示在旁等候吩咐的小童，那个小孩就走到外面去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又走了回来，并且领着一个人进来。这个进来的人手里捧着一只杯子，里面盛的就是鸩，即毒药。于是，随时都可饮鸩就刑了。苏格拉底对这个手里捧着毒药杯的人问道：“请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做才行？”
那个人说：“你喝下这杯毒药以后，只要不停地在这里走，如果感到两脚逐渐沉重起来，而且越来越重，于是你就躺下来。这就表明毒药已经生效了。”苏格拉底镇定自若，面不改色，他把装有毒酒的杯子举到胸口，平静地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将死，他们活下来，是谁的选择好，只有天知道。”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在场的人无不为将失去这样一位好友而悲泣。苏格拉底见状大为不悦，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为了避免这种场面才打发走家里的人，常言道：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请大家坚强点！”苏格拉底接着在室内踱了一会儿，说自己两腿发麻，便躺了下来。送酒的人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身体，觉得已没有热气。他的最后遗言是：“克里同，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即药神）一只鸡（意即要克里同代他祭奠药神），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 说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合上了眼，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苏格拉底还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苏格拉底在被自己同胞不公正地判处死刑之时仍大谈“遵道德、重公义、法律至宝、法制为贵”，认为人生价值莫过于此，真算得上自由精神洋溢了。苏格拉底是位英雄，他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力量，并自觉、自愿去实现它，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是个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自觉，自愿，自律从而自由的精神，通过他得到了光大。 苏格拉底很喜欢和青年人交往，希望青年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接受教育之后，不仅自身会幸福，能管好自己的家务，而且还能使别人和城邦幸福。他常根据不同情况，对青年人施以不同的教育。对于遗传条件优越而轻视学习的人，苏格拉底告诉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要受教育。这好比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时候加以训练，就会成为最有力、最骁勇的千里马；否则，将始终是难以驾驭的驽马。一个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罪。对于那些以财富自夸、认为不需要受教育、财富会成就他们的心愿、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苏格拉底就教导他们，只有愚人才会这样想。他指出，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在于对人类做出贡献。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
据说，柏拉图的堂弟格老孔，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朝思暮想做城邦政府的领袖，非常荣耀而潇洒地面对众多的人进行演讲。按理说，一个青年人有这样的理想，并非坏事。遗憾的是，格老孔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都很欠缺。家里人都明白他这是好高骛远，想入非非，真怕他冒冒失失地闯上讲坛，弄得不好被人拖下来，落下笑柄。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服他不要这么做。这件事被苏格拉底知道了，鉴于和柏拉图的关系，他决定开导开导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
一天，苏格拉底看见格老孔迎面走来，老远就喊；“喂，格老孔，听说你决心做我们城邦的领袖，这是真的吗？”为了使格老孔乐意听自己的话，苏格拉底故意装出十分热情的样子，选择了格老孔最感兴趣的话题。
“是的。我的确是这样想的，苏格拉底。”格老孔回答。
“那好极了。如果人间真有什么好事的话，这又是一桩好事了。因为，倘若你的目的能够实现，你想有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将能够帮助你的朋友；为你的家庭扬名，为你的祖国增光；你的名声在传遍全城之后，还会传遍整个希腊，甚至在异邦中享有盛名。那时，你无论到那里去，都会受到人们的敬仰。”
果然，格老孔听了这番话，大为高兴，就停下来同苏格拉底交谈。
看到格老孔留下来，苏格拉底接着说：“看来很明显，格老孔，如果你想要受到人们的尊敬，你就必须对城邦有贡献。”
“正像你所说的。”格老孔回答。
于是苏格拉底请格老孔谈谈做贡献的打算。正当格老孔思考的时候，苏格拉底问他是不是首先让城邦富裕起来，实现富裕的途径是让税收增多。格老孔表示同意。苏格拉底又问，税收从何而来？总数多少？不足的补充来源是什么？格老孔回答对这些问题没有考虑过。之后，苏格拉底又问他对治理国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的看法，如削减开支、国防力量、防御战略、粮食供应等。格老孔要么回答没有考虑，要么说不清楚，要么推托这类事没必要亲自照管。
看到格老孔为难的样子，苏格拉底进一步开导他说，“国、家一理。国家人口多，一些问题确实很难说上来，但如果能帮助一家，就可以着手帮助更多的人家，你为什么不从增进你叔父家的福利试一试呢？”
格老孔说：“只要叔父肯听我的劝告，我一定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
苏格拉底笑了；“怎么？你连叔父都说服不了，还想希望包括叔父在内的整个雅典人都听你的劝吗？年轻人，要当心，你一心想要出名，可不要弄个适得其反呀！看看现实，在所有的事情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些知识最广博的人。反之，都是些最无知的人。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就应当努力对想要做的事求得最广泛的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胜过别人；当处理事务的时候，你也就会很容易地获得你所期望的目标了。”
高傲的、一心想做领袖的格老孔被说服了。 古希腊有一位大学者，名叫苏格拉底。一天，他带领几个弟子来到一块麦地边。那正是收获的季节，地里满是沉甸甸的麦穗。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的尽头等你们。”
弟子们听懂了老师的要求后，就走进了麦地。
地里到处都是大麦穗，哪一个才是最大的呢？弟子们埋头向前走。看看这一株，摇了摇头；看看那一株，又摇了摇头。他们总以为最大的那一穗还在前面呢。虽然，弟子们也试着摘了几穗，但并不满意，便随手扔掉了。他们总以为机会还很多，完全没有必要过早地定夺。
弟子们一边低着头往前走，一边用心地挑挑拣拣，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大家听到了苏格拉底苍老的如同洪钟一般的声音：“你们已经到头了。”这时，两手空空的弟子们才如梦初醒，他们回头望了望麦垄，无数株小麦摇晃着脑袋，似乎在为他们惋惜。
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这块麦地里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它；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最大的一穗就是你们刚刚摘下的。”
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听了老师的话，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生仿佛也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一穗。有的人见到了颗粒饱满的“麦穗”，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有的人则东张西望，一再地错失良机。当然，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那一穗拿在手中，才是实实在在的。 从前，在希腊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名叫苏格拉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来投奔他，向他学习聪明智慧。他讲了许多开心的事情。他讲述的方式非常生动，所以听的人都不感到厌烦。
一个夏天，他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非常小，他的邻居都很纳闷，这房子怎么会使他满意呢？
“您这么一个大人物，却把自己的房子盖成这么一个小盒子，有什么道理吗？”
“确实没有什么道理。”他说，“不过这个地方虽小，但是如果我能使它容下真正的朋友，我将会认为自己是快乐的。” 苏格拉底坐牢时，听见隔壁牢房里有个新来的犯人在哼歌，那是一首新歌，他以前从未听过。苏格拉底急忙请求唱歌的狱友教他那首新歌。
监牢里的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是死囚，行刑日期迫近。听了他的请求，唱歌的囚犯很吃惊：“您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处决了吗？”
“我当然知道。”苏格拉底轻松地回答。
“那您为什么还要学新歌呢？”狱友不解地问。
这位伟人回答说：“这样我死的时候就多会一首歌。”
——摘自《环球时报》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是出了名的“妻管严”，他的太太十分厉害。
有一次，苏格拉底的好友到他家做客，刚吃完饭，苏格拉底的妻子就当着那个朋友的面，要求苏格拉底帮她倒洗脚水。苏格拉底觉得很扫面子，执意不肯。于是，他的妻子就非常生气地跟他大吵大闹。为免生事端，苏格拉底就和他的朋友一起离开，下楼出去，当他们刚走出楼门口时，他妻子突然将一盆洗脚水泼到了他的身上。场面十分尴尬。
好友在场，这使妻子骑在自己头上已久的苏格拉底不恼怒生气，自然说不过去。但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就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同一般人一样雄狮惊怒，而是以大度气量，调侃戏谑地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打雷过后一定要下雨。”轻松化解了当时的窘境，妻子和朋友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想必这名厉害的“恶妻”自“泼水事件”后，总该有所收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