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与功?
我们不妨扼要地看看秦王嬴政（秦始皇）的主要历史活动：他驱动百万大军，在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四海一”的伟业；他又派军队南开灵渠，攻越族；北筑长城，击匈奴，建立中国历史上幅员空前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他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他以法家理论为治国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秦律，并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下令焚书坑儒；在他统治期间，刑罚严酷、徭役繁多，赋税沉重。
这就是秦始皇。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肯定或否定的理由：赞叹者着眼于他的统一伟业，谴责者抓住他的暴政。然而，问题在于，历史上的帝王们的功与过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那么容易一截为二。秦始皇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如为了完成统一大业，秦国征战十年，在这一过程中有数十万甚至是成百万的生命在战争中同归于尽，但统一战争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又如焚书坑儒，后人大多予以严厉谴责；但平心而论，秦始皇在主观上恐怕也有维护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的愿望。
显然，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较好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对他所做的某一件事作出是“功”还是“过”的道德判断，不是只着眼于他干了些什么，而是要把这些事、这个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看看这个人物的历史活动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再作出具体的判断。由此观之，秦始皇就不失为是一个虽有不少可以指责、可以批评之处，但确实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千古一帝”。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是因为在他的统制时期，我国正式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那是两千多年前世界上疆域最大、文化最高的统一大国。
封建时代的史家，大多把统一中国归功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因为统一帝国的形成，归根结蒂，是战国以来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发明并广泛使用了铁只生产工具，才使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随 着铁制具的广泛使用，更多的水利工程兴修起来了，农业、手工业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经济的日益发展，就必须要求打破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局面，要求统一。因为只
有政治上的统一，才能有较安定的环境，才能有统一的水利。正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统一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他上台后，凭借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日益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抓住有利时机，施展远交近攻、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测略，通过兼并战争，在十年之内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王政采取了重大措施，他更名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创立了最高皇权制度。
秦始皇还制定了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律}}，在全国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把战国时各国不同的文字、货币、度量衡统一起来；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同时对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对我国的历史发展有重大贡献。只是在统一的环境里，中华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独立才有可能确保。秦以后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某个时期也出现过分裂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迅速发展，并居于世界的前列，这与秦的统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我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朝的创立者，而是因为他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领主制，在本质上同是封建主义。但从封建领主制走向封建专制主义，则是封建社会向前发展中最大一步的前进。这一步前进的历史实质，是农奴制的被废除。
当然，封建专制主义的创立，不应完全归功于秦始皇个人的雄才大略。它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封建领主经济走向崩溃的结果，主要地是中国土地所有权从封建贵族世袭所有制向新兴地主阶级私人所有制的转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土地所有关系的这一改变，改变了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关系，它使农奴式、半衣奴式的农民变成了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它挖空了封建领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剥夺了封建领主借以剥削农民的物质条件；问时也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准备了建筑的基地。可以这样说，秦国的统一，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历史的进程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原则在当时的中国占了优势。但是这里所说的优势，是指的历史的倾向性，而要使这种历史的倾向性变成现实的历史，还要经过人的努力。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这种历史倾向性变成了现实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说，秦始皇在这一历史的变革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提起秦始皇，就会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专制皇帝的阴影。的确，秦始皇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皇帝，他毫不隐讳要把一切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要把自己变成人间的上帝。但是正象我们不能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创立，完全说成是他个人的功劳一样，也不能把专制独裁完全说成是他个人的个性。应该说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实际上是以他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
任何阶级，当他要夺取政权的时候，都要集中权力。新兴的地主阶级也不例外。史实证明，在战国末叶，以六国国王为首的旧贵族，虽然已经临于末日，但他们还在用一切的力量，政治的、军事的乃至卑劣的暗杀活动，来作最后的挣扎，企图抵抗历史的新倾向，保护他们垂危的腐朽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兴地主阶级不集中权力，组织并指挥自己的武装去粉碎封建贵族的反抗，旧贵族是不会自动走下历史舞台的。秦始皇执行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以秦国为据点，向六国旧贵族进行了毁灭性的讨伐，在秦国军队的面前，六国国王的王冠一齐滚到地下。在覆灭六国以后，秦始皇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把旧贵族借以巩固封建割据的物质条件加以彻底的摧毁。他就象一个清道夫，把暴力当作一把扫
帚，在黄河南北的大平原中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扫除，使封建领主制留下来的残余一扫而光，然后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
建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件事，是历史向秦始皇提出的新问题，因为在当时，不但中国不曾有过，全世界也不曾有过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秦始皇是在没有任何范本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首创这一制度的。 要建立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必须有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当然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秦始皇首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用命令把土地私人所有制从秦国推广到以前在六国统治下的地区，这就替新兴地主阶级的全国规模的阶级统治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体制方面，他宣布了废封建为郡县，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此外，又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所有这些，都是开创性的历史活动。
仅仅次于消灭封建领主制，秦始皇又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据史籍所载，秦始皇的国家，西至临洮、羌 中，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东南到了中国大陆的尽头。此外，秦始皇又开五尺道以通滇黔，凿灵渠，分湘江之源以通岭南。这样就打通了从中原通达西南和岭南等边远地区的道路，突破了这些地区诸民族的原始闭塞性，使得当时的许多落后地区有机会接触中原的文化，并且逐渐加入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这对中国历史的全面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统治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的大国，特别是为了保卫黄河流域的城市和农村免于匈奴人的蹂躏，秦始皇在他的国家的北边连接并延长旧有的燕、赵、秦长城，成为屏障北方的一条围墙，又沿着这条长城建筑了很亭障。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堑山堙谷，修筑了一条从咸阳附近通达九原的直道。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把重要军事据点贯通起来。对于秦始皇所作的这些工作，我以为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
应该受到谴责的是秦始皇大修宫殿和坟墓。据说秦始皇所修的宫殿，关中三百，关外四百余，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房宫。又用刑徒七十二万人穿骊山作陵。在宫殿中都有钟鼓美人。但是从秦始皇历年的巡游看来，他并没有躺在他的宫殿里去享受钟鼓美人。他在统一中国以后的十二年中，（公元前二二一年——前二一○年）前后出巡五次，几乎走遍了他的国土。看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秦始皇把中国的历史从封建领主制推到封建专制主义，应该说有他的功劳。因此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意味着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或者说是农奴制的废除。但是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道路，是用农民自己的尸骨铺平的。在覆灭六国的残酷的战争中，以及在后来无止境的土木徭役中，死亡的农民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刷红了阿房宫。但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付新的枷锁，新的剥削制度，新兴地主阶级的赋税与徭役。因此，在农民看来，这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己。
郭沫若先生在《替曹操翻案》一文（见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中提出：“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
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当作坏人典型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恐怕莫过于殷纣王、秦始皇和曹操三位了了。《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是民间流传比较广的两部书，殷纣王和曹操就是由于这两部书而坏名流传。至于秦始皇，好像并没有什么书，有关秦始皇的戏也不多，但民间知道秦始皇的却是很多。民间流传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次还有焚书坑儒，就是这两个故事使秦始皇成为暴君的典型化身，压的秦始皇二千多年来翻不得身。
解放后，在学校的历史教学中，无论中小学或高等学校，对秦始皇的评价和过去已大有不同，秦始皇已经在翻身。但有的替他翻得多，有的替他翻得少。究竟应该怎样翻，怎样评价秦始皇，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郭老提出要“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翻案”，我们应该响应这一倡议，把一些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提出来讨论讨论。通过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讨论和评价，也可以提高我们应用马列主人普遍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具体情况的水平。
郭老说的对，“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从大节方面来看，无论就对当时的人民说，还是对整个民族的发展说，秦始皇都是有很大贡献的。
秦的统一，是符合当时历史客观发展的要求的。
秦统一帝国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在这以前，在中国的领土上只有散在各地的部落和诸侯国家，没有统一的国家组织。所谓夏、商、周三代，夏是在传说中，商的统治区域不算大，周天子虽为各地诸侯国的***主，但从政治组织上看，也根本谈不上是统一国家。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的大帝国，应该从秦帝国算起。
春秋后期以来，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劳动人民使用着进步的生产工具，把大面积的土地垦殖起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商业、城市经济也跟着发展起来。
发达的衣业和城市经济，使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密切。《荀子?王制篇》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千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盬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斵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这种各地区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构成政治上统一要求的物质基础。从战国中期，政治统一的要求就已被提出了。《孟子》“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和《荀子》“通流财物，粟米无所滞留”，“四海之内若一家”，都是统一要求的表现。秦始皇的统一，实现了这种要求，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大约“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都是秦帝国的领土。琅邪石刻辞中夸耀秦帝国领土的广大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记》）管理这样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帝国是不容易的。战国以来，各国的王权提高。适应王权提高的一套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逐渐形成，代替过时的卿大夫世袭贵族制度和封邑制度。秦统一后，继承这些制度又加以发展，建立了一套管理大帝国的政治制度。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文字，统一全国的货币，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使全国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权下，使用同一文字、同一大小的度量衡、同一种钱币。为了统一，镇压各地反对统一的残余势力。在他由统一到死的11年中（公元前220—210年），他曾五次出巡全国各地，他个人是辛勤地工作着，国家大事小事都要由他自己作出决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记》）。秦臣在泰山石刻辞中颂扬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设建长利”。
秦的统一，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
战国的特点之一，就是打仗多。尽管从总的历史发展形势上来说，这些战争多半是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的战争，但战争总是给人民带来了灾害。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天下乌乎定”呢？有识之士，像孟子，早已看出是要“定于一”了。只有统一才能免除战争的灾祸，才能给人民以太平，给经济生产——农业、手工业、城市经济以更好更有利的发展条件。秦始皇本人就常以完成统一使人民得到安居乐业自夸。
在琅邪、之罘和碣石的刻辞中，一再提到这位皇帝的“功”和“德”是：“禽灭六王，阐并天下，葘害绝息，永偃戎兵”；“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男乐其畴，女修其事。事各有序……莫不安所”（《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统一帝国的出现，不仅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而且对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今天的汉民族是世界上有着同一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的最大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一天的工夫形成的，它是像滚雪球一样，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汉族作为一个近代语的民族是何时形成的，目前还有争论，但秦帝国的统一对于汉民族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秦以前，在今天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区域居住着很多族人，主要的是华夏人，他们交叉着散布在这一广大的地区。他们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春秋战国时期，是这些族的大融合时期。秦的统一，巩固并发展了各族人民的融合和统一。秦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钱 币，以及在一个统一政权下的***同生活，对于后代汉民族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和作用。秦以后，统一国家的统治制度，大体上都是因袭秦的制度而加以发展的。自然，各个时代的统一，都有它的物质基础，但从秦以来的统一传统，人民都有了自己是一个民族和生活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感情，以及从秦时起建立起来的管理统一帝国的政治制度，对于统一都是有帮助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我们对于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都应该给以应有的地位。
以上几方面，都是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地位的大节。从这些大节上来看，秦始皇对当时的人民，对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很大贡献的。把秦始皇描绘为暴君，而且是最残酷的暴君，和秦始皇的真实面貌是不符合的，应该翻案。
自然，秦的统一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力量，功劳不能写在他一个人身上。首先应该归功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对自然界的斗争，才为统一打下了物质基础，使得统一能够实现。
但作为一个完成统一的代表人物来说对于秦始皇，我们也只能就他是统一的代表人物这一地位来评价，他的功绩已经是应该给以很高评价的了。
焚书坑儒是应该的吗？
焚书，无疑是不好的。秦始皇的焚书，也的确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很大损失。但是对于秦始皇的焚书，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
秦统一后，抱着维护过时的封国制思想的人还是很多的。这些人对于统一持反对的态度，对于秦的政治措施时时能以诽谤和攻击。他们歌颂古而诽议今。他们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事不师古就不能长久，这显然是一种开倒车的反动思想。秦始皇的大助手李斯用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进步观点驳他们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相反，时变巽也。”
李斯认为这些人都是“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主张严加禁止，并因此建义焚书，焚书是禁止“是古非今”反动思想的手段。为了禁止反动思想而焚掉古代文献，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却是有进步意义的。
坑儒是焚书事件的延续，它的意义和焚书是一样的。所坑杀的人主要的仍是那些“为訞言以乱黔首”的人。
焚书的目的，是禁止儒生们以书为根据，以古非今，并没有把所有的诗书全都烧掉，中央博士官府仍藏有这些书。坑儒是坑的那些为訞言以乱治的人，也没有坑杀所有的儒生。在秦始皇坑儒之后，秦的中央朝廷仍有儒博士。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曾召见博士诸儒三十余人，询议对策。（《史纪?叔孙通列传》而且被秦始皇坑杀的，是460人，这比起汉武帝治淮南王刘安狱党与死者数万人来，其残酷是不可同日语的。
秦始皇修长城，过分地役使了民力，使得很多人妻离子散，这自然是不好的。但从大节上来看。修长城、击匈奴，在当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符合当时的人民的利益的。
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人，是北部中国一个强大的民族。当时它正处于原始公社的末期家长奴役制的阶段。他们把对外的掠夺看成是获得财产的劳动形式之一。匈奴人时常向南侵扰，夺取沿边汉人的财富。自战国以来，和匈奴为邻的秦、赵、燕都用过很大的力量来防御匈奴人的入侵，并各自在自己的国境上建立长城。
秦始皇统一后，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对匈奴有了更大的防御和还击的力量。秦帝国一方面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缀起来，成为一条统一的防御线，一面派兵出击，取下套内外地方。秦始皇这些措施，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
秦始皇除在北方和匈奴人作战外，还向南开拓疆土，建立起了桂林、象、南海三郡。秦帝国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的向南伸张，对当时这些地区的居民和文化起了推动的作用，而不是起了阻碍的作用。秦始皇曾以50万人戍守五岭。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秦人的生产技术、知识以及铁制的生产工具，就随着他们传到这些地区去。在秦人和当地居民的***同劳动下，推动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进步和历史阶段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应该有很高的地位，是不成问题的，暴君称号应该翻案。但也不能就此把他的政策对当时人民所带来的灾害，一笔勾掉。在统一后，秦始皇也确实是过分地役使了人民，给当时人民带来很大灾害。
这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发展所决定的。
战国以来，随着城市经济和工矿业、商业的发展，奴隶制也更加发展起来。商鞅变法所提出的‘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史记?商君列传》），一方面说明国家对小农经济的保护，一方面也为公私奴隶制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奴隶的来源，主要是破产的农民。奴隶制的发展，给农民以很大的威胁。秦的政权，自商鞅变法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所以它有保护小农经济的一面。但另一面，国家也深刻地受了奴隶制发展的影响，它把农民看成它的隶农，甚至随便把他们转化为奴隶。秦代的徒，实质上是奴隶，只是有定期的奴隶而已。秦始皇把70万农民变为徒，去给他修填墓、造宫殿，以50万人去戍守五岭，以数十万人去修长城等等。这种过分地役使人民的劳力，构成对人民的严重灾害。“孟姜女哭长城”自然是虚构的，但有不少妇女由于丈夫死于长城而嚎哭却是事实。自然，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使然，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问题。
泰帝国对人民的过分役使，也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反映出来。董仲舒虽然说过秦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我怀疑董仲舒是以儒者之身，对秦怀恨在心，把汉家的情况写在秦的账上了。无论如何，陈胜、吴广起义所反映出来的，秦时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对专制国家的矛盾，还不是农民对一般地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