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辩论~急

为死刑的辩护贾敬伟

关键词死刑刑罚合理性刑罚效应罪刑适应

正文

为死刑的辩护

刑罚，是人们基于维护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客观需要，针对着危害社会的犯罪，并为了惩治犯罪和阻却犯罪而有意作出的重要的秩序安排。刑罚总是与犯罪相对应而存在，即总是针对着特定的犯罪而被设置和适用的。评价一定刑罚之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就是在评价人们有意安排的，该种刑罚与某些犯罪之间既定的对应关系的合理性；故而，评价一定刑罚之存在的合理性，也就不应当忽略或主观割裂刑罚与犯罪之间天然的对应关系。

刑罚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或其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法律后果，则总是会对个体之某些重要权利或生活期望予以强行的限制乃至剥夺。任何时代之刑罚，可以说都是对应于犯罪和针对着犯罪的严厉的制裁措施，也就必然都会包含着某些强行地限制或剥夺个人权利的内容或法律后果，及其相应导致犯罪人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禁锢、困厄和痛苦。这样的刑罚内容或法律后果，可以看作是刑罚之所以为刑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刑罚之能够具有或能够产生出人们所期望的某些社会效用的基本前提。刑罚惟有包含着这样的内容或导致这样的后果，才能够具有或产生出惩治犯罪、阻却犯罪和伸张正义的社会效用；同时，惟有设置和适用这样的刑罚，才能够表明一定社会对于犯罪行为之否定、排斥、惩罚和矫正的态度，否则也就意味着社会对于犯罪行为的放任或宽纵。

刑罚的所谓社会效用，就是刑罚之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某些积极的或应然的作用与影响。相对于刑罚的社会效用而言，刑罚的社会效应也就可以理解为刑罚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具有或产生出的作用与影响。刑罚的社会效应，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即：1、在社会之情绪秩序和情感生活方面的作用和影响，2、在社会之价值秩序和人际交往协作方面的作用和影响，3、相对于那些蓄意的或有预谋、有考量的犯罪的作用和影响。刑罚之社会效用的实现，要求刑罚的设置与适用，即一定刑罚与某些罪行或特定罪责之间由人为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应当在前述几方面同时具有或同时产生出积极的或有益的社会效应；即：1、在社会之情绪秩序和人们的情感生活方面，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应当支持和基本满足人们惩罚犯罪和伸张正义的普遍情感要求；2、在社会之价值秩序和人际交往协作方面，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应当基本符合人们之理性的价值判断，并切实地强调、维护社会生活之基本的和重要的价值关系；3、在阻却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应当能够有效地威慑那些蓄意的或有预谋、有考量的犯罪。

刑罚之存在的意义，来自于刑罚的社会效用。人们基于刑罚的社会效用而赋予刑罚以相应的意义，反过来人们又基于对刑罚之意义的理解和认识，而期望和追求实现刑罚的社会效用。

一定刑罚之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积极的或应然的作用与影响，应当是来自于该种刑罚之不同方面效应的协调与均衡。惟有刑罚之不同方面的效应，基本上达成了协调和均衡的关系，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方能够具有或产生出刑罚之积极有益的社会效用。如果一定刑罚的设置和适用，过于注重或片面追求刑罚之某一方面的效应，而无视刑罚之不同方面效应的协调与均衡，那么往往也就难以真正实现刑罚的社会效用，相反可能会导致如下消极影响或负面效应：1、严重侵犯个体之正当权益乃至扭曲社会的价值秩序；2、严重压抑或严重伤害人们之惩罚犯罪和伸张正义的普遍情感；3、不能够有效地威慑和阻却那些蓄意的或有预谋、有考量的犯罪行为。现实中一定刑罚之设置或适用，如果导致了上述之一项或几项负面效应，事实上也就不再具有和难以产生刑罚之积极有益的社会效用。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认识到刑罚之不同方面效应的客观存在，及其相互之间对立冲突或缺乏协调所导致的刑罚设置与刑罚适用的负面效应或消极影响，人们才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刑罚效应的协调与均衡，并相应地发现和确立了罪刑适应这一基本而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所谓罪刑适应，其真正的内涵应当就是在于期望和要求刑罚之不同方面效应的协调与均衡，即期望和要求人们有意设定的那些罪刑对应关系，能够具有不同方面之间相协调、均衡的刑罚效应，或是能够导致刑罚之不同方面效应的协调均衡，并最终实现刑罚之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积极有益的社会效用。

基于前述分析，罪刑适应原则之内涵要求，也就可以归结为如下的几项条件：1、即要求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应当基本符合于人们出自理性的价值判断或价值权衡；2、即要求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应当基本符合于人们之惩罚犯罪和伸张正义的普遍情感；3、即要求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能够现实有效地威慑乃至阻却其相应的某些蓄意或有考量的犯罪行为。如果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能够同时满足上述的几项要求，那么也就意味着其设置与适用，符合于罪刑适应的法律原则。罪刑适应原则，可谓是刑罚实现其社会效用的基本前提和基本保证；同时，罪刑适应原则之内涵要求，也是评价一定刑罚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基本依据或标准。

刑罚之社会效用，取决于刑罚效应的协调与均衡。罪刑适应原则所要求的刑罚效应的协调、均衡，根本上看则应当是取决于社会之特定的发展状况、生产条件以及人们所处的客观生活水平。人们相对于犯罪的报应观念和正义情感，人们针对犯罪与刑罚的理性判断或价值上的考量权衡，以及一定刑罚之于某些特定的故意犯罪的威慑和阻却效应，最终都是来自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社会状况、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

分析和讨论一定刑罚之存废，事实上也就是在分析和讨论一定刑罚作为法定刑之设置或存在的合理性，即分析和讨论刑事立法所规定的该种刑罚与某些特定罪行之对应关系的合理性。分析和讨论一定刑罚之存废，需要人们从罪刑适应原则及其内涵要求出发，具体地分析、考量和判断一定刑罚之设置与适用，所具有或导致的不同方面的刑罚效应是否能够协调和均衡。

死刑，乃是强行剥夺犯罪人生命权的刑罚，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社会当中最为严厉和残酷的刑罚。死刑作为法定刑的设置或存在，必然是对应于社会生活中某些特别严重的罪行及其社会危害；如果由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特定犯罪与死刑的对应关系，其所具有或达到的刑罚效应，能够满足罪刑适应原则之内涵要求，即：1、基本符合人们相对于某些特定犯罪所持有的报应观念与正义情感，2、基本符合人们相对于某些特定犯罪及其社会危害而作出的理性的价值判断或权衡，3、能够现实有效地威慑乃至阻却其所对应的那些蓄意或有预谋、有考量的罪行；那么此时死刑作为法定刑的设置或存在，即应当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反之，如果死刑与某些特定犯罪之间的法定对应关系及其社会效应，超出了人们之惩罚犯罪和伸张正义的普遍情感所要求的必要范围或限度，或是严重地违背了人们出自于理性的价值评判权衡，再或是现实当中其根本就不具有威慑相应犯罪的作用或效应；那么此时死刑作为法定刑的设置或存在即是不合理或不必要的，就需要对其加以调整乃至予以废除。

无条件地彻底废除死刑，也就意味着刑事立法针对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都应当取消并且今后也不再设置死刑的法定刑，而只能是在死刑之下的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当中选择和配置刑罚。死刑之存废与否，需要人们依据罪刑适应这一基本而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审慎、客观和理性地进行分析、评价和权衡。具体而言，死刑之存废应当是取决于这样的分析、评价和权衡，即相对于社会生活当中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设置死刑为其法定刑所具有或导致的社会效应，是否都不能够符合或满足罪刑适应原则之内涵要求。具体分析和对照罪刑适应原则之内涵要求即可以看到，下列几项条件如有任何一项成立，废除死刑的主张亦成立：1、死刑作为法定刑之设置或存在，相对于任何现实的或可能发生的犯罪及其社会危害而言，都已确定地违背了人们之理性的价值判断或价值权衡；2、死刑作为法定刑之设置或存在，相对于任何现实的或可能发生的犯罪而言，都已确定地超出了人们之惩罚犯罪和伸张正义的普遍情感所要求的必要范围或限度；3、死刑作为法定刑之设置或存在，相对于任何有预谋和有考量的犯罪而言，都确定地不具有或丧失了威慑的作用与效应。

进一步地分析上述几项条件就能够看出，决定死刑存废的关键，应当在于法律当中死刑之设置，是否已经全然地背离或违背了理性的价值评判；因为，就其他两项条件所进行的分析，显然都不可能得出支持废除死刑的论断。首先，人们之惩罚犯罪和伸张正义的普遍情感，从来没有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然不会支持无条件地彻底废除死刑；相反，相对于某些丧心病狂或极端残忍的罪行，人们所持有的报应观念和正义情感始终都在强烈地要求对其犯罪人科处死刑。其次，从阻却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社会效应来看，死刑相对于那些有预谋和有考量的犯罪来说，始终都具有着无可否认的强有力的威慑作用；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之最为严厉和残酷的刑罚，死刑如果不能够产生或丧失了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那么同时也就必然意味着刑事法律所设置和规定的所有刑罚都已不再具有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形在任何稍具秩序的社会当中都还没有成为现实。一定刑罚之威慑作用或威慑效果，其最为重要的依据或参照，就是要考察现实当中犯罪人对于该种刑罚的内心畏惧程度及其规避或避免承受该种刑罚的主观愿望；刑事司法当中现实的情形是，相比于无期徒刑或终身监禁的自由刑，绝大多数的犯罪人对死刑往往更加畏惧并抱有更为强烈的规避意愿。既然犯罪人情愿以承受终身的自由刑为代价而换取免于死刑，死刑之威慑作用或威慑效果不及于自由刑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就我国当前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现实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死刑作为法定刑的设置或存在，可以说并未超出人们相对于某些特别严重犯罪而普遍持有的报应观念和正义情感；同时，死刑作为法定刑的设置和存在，相对于威慑和阻却某些蓄意的或有考量的严重犯罪而言，也仍然是一种必要和有效的秩序安排。如此说来，死刑存废之关键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归结为，作为价值关系和价值秩序上的考量，犯罪人之生命权是否应当超越于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及其社会危害之上，对于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设置死刑为法定刑是否都已然和确实地违背了人们理性的价值权衡。

无条件地彻底废除死刑的主张，其内在总是隐含着这样的认知前提或认识基础，即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当中，个体之生命权是至高无上和绝对不容剥夺的。这样的认知前提或认识基础，相应决定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判断和权衡上，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危害，都不足以与犯罪人之生命权相提并论，无论犯罪人实施了怎样严重的犯罪，犯罪造成了怎样严重的社会危害，以及犯罪人需要承担怎样的罪责，犯罪人之生命权都是绝对不允许强行剥夺的；总而言之，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当中，没有任何的罪行及其社会危害可以与剥夺犯罪人生命权的死刑相适应。

人们对于一定事物的认识、判断或思考，一旦脱离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往往就会掺杂上许多的情绪意识的偏执或虚妄。个体生命权至高无上和绝对不可剥夺，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价值判断，可以说始终都是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等乌托邦思想为其认知基础的。然而，事实上，无论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出自于人们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都不可能将单独个体生命之价值超越和凌驾于他人乃至公众的生命价值之上；相对于那些泯灭良知和人性、无视他人生命价值乃至仇视社会的特别恶劣、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及其相应的社会危害，设置死刑乃至适用死刑不仅符合人们的正义情感，同时也并不违背任何理性和客观的价值权衡。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或客观需要，某些特殊而重要的社会利益和公***利益，在社会的秩序安排当中较之个体生命权居于更高位阶或更为优先的地位，往往也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世界各国之军队的存在及其兵役制度即是如此；如果有哪个国家确认其公民之个体生命权为至高无上，那么同时也就必须废止其兵役制度和解散其军队，因为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是应征服役和加入了军队，也就意味着其个体生命权必须要服从于更优地位或更高位阶的公***利益和国家利益。

人类社会的所谓秩序，事实上也就是社会中不同主体之各种权利或利益的有序协调；任何权利之享有与行使，以及任何利益之实现与满足，都需要以一定的秩序安排为其前提，并且都需要服从于一定秩序的调整或规制。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基于有限的资源和复杂的人性，个体所能够享有和行使的任何一项权利，也就必然地会受到来自于他人、社会或来自于自然界的限制和约束，而不可能无条件和无限制地得到实现或满足。个人特定权利或利益之所谓的优先地位或较高位阶，应当是同时也只能是某些特定权利或利益相对立或冲突时候的价值权衡；也就是说，个体之特定权利或利益的所谓优先地位或较高位阶，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生活条件乃至特定的人际关系当中，只有当其与另外的特定权利或利益相竞逐或比较的时候才具有切实的意义。合乎理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某一项权利或某一种利益之绝对优先和至高无上的乌托邦。只要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那些特别恶劣和严重的犯罪，只要人类还没有完全摆脱贪婪、残忍、任性和放纵等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不良品行，那么，作为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的期望、安排、调整或建构，其可欲的目标也就只能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现实当中的死刑之弊，通常并不在于死刑作为一种刑罚的存在或保留，而是在于刑事法律实践缺失了合理的、必要的悲悯和宽宥。死刑作为一种刑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不等于刑事立法就可以单纯凭借着报应情感或威慑需要而滥设死刑，也不等于刑事司法可以失却其应有的罪责判断和悲悯情怀而滥用死刑。死刑制度之现实存在的弊端或问题，一方面在于刑事立法之滥设死刑，即刑事立法当中刻意强调和过分追求刑罚之报应或威慑的效果，背离罪刑适应原则针对本不应配置死刑的犯罪配置了死刑；另一方面则是在于刑事司法之滥用死刑，即刑事司法当中由于缺乏必要或合理的罪责判断以及缺乏应有的悲悯情怀，致使司法裁量针对具体犯罪之犯罪人进行了不尽合理的犯罪归责，进而对本不应适用死刑的犯罪人适用了死刑。

刑罚之轻刑化和人道主义，固然是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潮流当中刑事政策和刑罚改革的基本方向，然而，在提倡和追求刑罚之轻刑化和人道主义的同时，人们也必须要注意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刑罚设置的调整是否符合于罪刑适应的法律原则，是否具有或是否能够产生出刑罚之应有的社会效用。只有在保证刑罚之社会效用和刑罚设置符合于罪刑适应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够谈到刑罚的轻刑化和人道主义，而不能以丧失刑罚之社会效用乃至丧失社会正义为代价，片面地强调和追求刑罚的轻刑化和人道主义。

死刑，确乎是非常严厉甚至可以说非常残酷的刑罚。然而，评价刑罚之合理性乃至决定刑罚之存废，绝非仅仅需要考虑刑罚本身之严厉或残酷的程度，还必须要考量其所对应的特定罪行，并必须诉诸于罪刑适应的法律原则。之前的分析、陈述和辩护，其目的就是要支持这样的论断：死刑应当保留而不应被彻底地废除。

死刑之弊，在于违背罪刑适应原则的滥设或滥用；避免和革除死刑之弊，也就必须遵循罪刑适应的法律原则，严格地规制死刑的设置和适用。刑事立法惟有针对那些特别恶劣、特别严重且与死刑相适应的罪行，才可以相应配置死刑的法定刑；同时，鉴于适用死刑的特别严重性，刑事立法还需要专门针对涉及死刑的犯罪，针对其犯罪人罪责判断、罪责减轻乃至量刑宽宥等方面，给出原则性的甚或是特别的规定，从而使涉及死刑案件之司法裁量，能够得到必要、切实、合理、有效的规制和指引；刑事司法在涉及死刑案件的具体裁判过程中，则应当严格遵循刑事立法之于犯罪人罪责判断、罪责减轻、量刑宽宥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或特别规制，同时借助判例制度和充分发挥相关判例的规制或指引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