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润明在《守夜人》中发明了黄宗羲的“三权分立”却无法阻止他的倒台

1644年,清军入关。

此后十年,清军先是打败了农民军,随后又逐一镇压了反清势力。到了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定。

明朝为什么会分崩离析?为什么满人只用几十万就能征服人口过亿,经济文化遥遥领先的明朝?

当人们在用传统的方式反思,或认为明死于党争,或死于宫刑时,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死于自身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不是死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事。

在他看来,君主专制不仅造成了朝廷与百姓之间的隔阂,也使社会变得虚弱。这就造成灾难来临时官民难以合作,官不信任民,民不支持官,结果只能是一个接一个。

死亡的原因是这样的。历代王朝的衰亡不都是这样吗?

他认为“天下之乱,不在一个姓氏的兴衰,而在所有人的悲喜。”要想摆脱乱一治的循环,就要为公众制定一部“治法”,以保护“公***利益”,达到“治”的目的。

一个时代的最后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黄宗羲是第一个激烈而系统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学者。

他的这些观点,既源于他在明清迭代时期的多年反思,也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时代环境。

1610年,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求学于此。其父黄遵素,万历四十四年陈冰司进士。这一年,同师的还有阮大铖、侯洵等人。

当时阎党执政,黄遵素、是党员,阮大铖则依附于魏忠贤,成为党员的死敌。

1623年,黄宗羲随父赴京。当时党员经常在黄家聚会,但年轻的黄宗羲希望客人早点离开,因为他在没有告诉父母的情况下买了许多言情小说,想“发火看看”。

他不知道一场大灾难正逼近他的家庭。

1625年,黄遵素被禁止回国。第二年,党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缇骑在黄遵素之后。黄宗羲把父亲送到绍兴后,就没办法再送了。在饯行之际,黄遵素请求同样因嫉妒而回国的大学者刘收黄宗羲为徒。

这种告别是永恒的秘诀。

三个月后,黄遵素死于北京监狱。

噩耗传到余姚,黄宗羲的母亲“哭死了”。

这场灾难为黄宗羲日后形成激进的政治思想埋下了伏笔。

从父亲的死,他看到了这个朝廷及其权力基础,本质上是丑陋的。

影响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是他的老师改良的政治观。

如刘认为君主不应独断专行,而应“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以天下之智慧为大智慧”。

当时的社会文化也天天影响着黄宗羲。

万历以后,明朝的政治一天天地走向了死胡同。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

在士大夫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人格觉醒。

比如思想家李贽就极力强调“自私”的重要性。“夫自私,必有其心,而后心见之。他若无私,就没有心了。”

再比如,“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中道,是黄遵素的同门学者,也是李治的朋友。他为文理提倡“独立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拘一格”。

在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公民文化的形成。

以江南地区为例,服务大众的出版业在这里极为繁荣。通过白话小说、散文等出版物,个体意识源于文学

的苏州市民殴打提气的记录就是一例。

黄宗羲曾经以年轻人特有的方式参加过类似的运动。

1636年,阮大铖活跃在南京大树。同年,许多林东的孩子来到南京参加乡试,因为他们的父亲几乎都遭受过宦官的迫害。为了羞辱阮大铖,他们约定8月15日在秦淮河桃叶渡“高会酒”,黄宗羲也在其中。这一天召集阮大铖家的艺人表演《五人墓碑记》,赞扬演员的演技,批评阮大铖,在秦淮一带的浪漫风光中彻夜饮酒。

这是一场末世的青春狂欢。

绝望的处境

多年以后,那些没有参加陶冶渡会议的人,如吴梅村,仍然在他们的诗中惋惜。

这个时候,一切都变了。

崇祯皇帝自杀后,斧王在南京即位,弘光政权建立。但由于内部不团结,仅一年后就被摧毁。

从此,本来就四分五裂的反清势力更加弱小。

这一年,黄宗羲35岁,还是一介平民,但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他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当时鲁王被任命为绍兴监,建立了鲁王政权。大约在同一时期,黄宗羲还组织了数百名宗族子弟成立起义军“世忠营”。他去见鲁王,“请你仿照唐朝李米的故事,以布从军。”

它被称为“叛军”,因为政府军实际上已经崩溃。反清势力多由各地士绅组织,他们自己收兵,自己筹钱粮。与其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故土,不如说他们是在保护明朝朝廷,是为了保护“衣冠楚楚的国家”免受剃发更衣之辱。

黄宗羲坚持“以布参军”的根本原因是不喜欢明廷。在他眼里,“反清”和“复明”是需要分别看待的两件事。他是保护文化,不是效忠明朝。

然而,分散的反清势力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

1651年,清军攻陷舟山,鲁王逃脱;两年后,他去金门视察国名。浙东反清运动彻底失败。

1659年,反清势力中军事实力最强的郑成功发动北伐,但兵败于南京城下。

反清运动陷入僵局。

为了避免被清军抓捕,黄宗羲不得不四处隐居,他觉得自己陷入了绝境。

他整天静静地坐着。

对此,他写道:“我不知道那天的跳蚤是不是迟到了.若是日,月,岁,有几个靠,肘隐。”

他想到了死亡,反而责怪自己“不爱自己”。

这种不确定感笼罩了他三年。

然后,他决定振作起来。

后来他这样回顾自己的人生:“一开始是党员,后来是游骑兵。”反清失败后,他“在儒生中上完厕所”。

也就是说,他要做“天尽头”之时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永恒/漫长的夜晚——无尽的黑暗日子

黄宗羲晚年潜心讲学、著述,为后人留下了《燕子笺》、《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数百万字。

就这样,他在“地动山摇”之际度过了漫漫长夜。

其中《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哲学史第一部。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明儒学案》,主张民权。

对此,现代新儒家张君劢曾说:“这本书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鲁骚的《明夷待访录》或洛克的《民约论》,因为它使中国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政治问题。”

思想史学者侯外庐说,《政府论》“类似于《明夷待访录》.明显表现出民主思想”。

这本书不仅系统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还提出了类似于现代议会制度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

这本书的起点是黄宗羲在浙东反清运动失败时写的《人权宣言》。

《留书》年,他第一次深入分析了明的死因。

他认为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比如金失半壁江山,宋亡元朝,明亡清朝,都是“夷狄”造成的大灾难。这样的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夷地”在文明、国力、人口等诸多方面都远不如中国。

那么,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他认为原因在于废除封建制和秦以来的郡县制。

他写道,在先秦时代,燕和不遗余力地抵抗秦,即使匈奴不敢接近中原。假设封建制度不灭,无论“蛮夷”多么强大,中国也不会失去一切。“一战收服天下那么容易,是因为它会让万国一盘棋,让一国变弱,让一国变富变强,有闲暇的时候,有坚定的时候。”

这些观点不仅是猜测的结果,也来自他的亲身经历。

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如无人区,但在长江以南遭遇激烈抵抗。这并不是因为江南和江北的“民风”有多大差别,而是因为江南的市民社会具有自组织的能力。比如黄宗羲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世中营”,而江北的民间则是一盘散沙。

但这支由民间力量组织起来的小规模反清军队,比不上先秦诸侯国的军队,这自然让黄宗羲对秦政府削弱地方势力深恶痛绝。

他认为秦朝开启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在中国内部扼杀了中华文明。这种制度骨子里极其自私,视天下为私有财产。唯一不愿意分享权力的丈夫,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输给诸侯。

也就是说,在秦制度下,中国危难之际,无论独裁者主观上如何选择,他的实际选择都是“舍友而不奴”。

这是黄宗羲的《秦论》。在他看来,后世追随秦政的根本弊端,只能使天下覆灭的悲剧一再出现,即所谓“秦人不堪自哀,后人哀恸;后人哀而不从之,后人哀而不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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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这个怪圈?

乱与治的循环是不是注定了中国的命运?

《留书》之后,黄宗羲继续苦思冥想,花了整整十年寻找破局之道,也就是做《留书》。

本书是在《明夷待访录》的基础上完成的。对此,他写道:“对于一本书,保存在书中。十年后有《留书》的作品。”

此时,他的关注点从分析兴衰转向如何促进公***利益和保护公民权利,从而寻求一种根本的规则。

在《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中,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世界是世界,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古人一统天下,君为上宾”,君民合一;后世,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是非颠倒,君民反目。

比如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就把天下当成私有财产。所以刘邦曾经当着大臣们的面质问父亲:“先大人往往把大臣们当无赖,所以不能治业。它比李中好。你今天的职业是什么?”

这种“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局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写道,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杀天下之肝脑,散天下之子,以富我之业”,使天下人“恨其君,视之为仇,称之为独夫”。

那么,如何扭转这种邪恶的局面呢?如何把世界还给世界?对此,《原君》后黄宗羲从行政、教育、法治等方面论述了法治。

他认为行政权力来自人民,当然要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为官,为天下,不为君;”为众人,不为某姓。“否则,如果你只为君主服务,那就是你在自我贬低

如果他的论证到此为止,那么他只是在坚持最初的儒家观点。比如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国为次,君为轻。”

的突破在于,这本书把儒家的政治批判传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黄宗羲在本书中提出了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方法,论述了如何通过“法治”和“公议”来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促进公***利益。

在第《原君》条中,他写道,秦政府的法律实际上是一部“违法的法律”。与其说它是“法律”,不如说它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羁绊”。以法治天下是“害天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真正实行法治,必须变“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做到“先有法治,后有人治”。

在第《明夷待访录》篇中,他写道,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培养学者”的地方,也是一个“公***讨论”的地方。“天子在哪里,天子错的东西不一定是错的.但错在学校。”

黄宗羲写这些论述的时候,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如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晚明市民社会的繁荣也为黄宗羲建构儒家民权学说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且,就像文艺复兴通过古希腊走出中世纪一样,黄宗羲选择了回望“三代”开启新局面。

所以在《原法》年,“三代”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黄宗羲以“三代之法”和“三代之盛”来指他的理想国法和理想国治。

当文明发展陷入困境时,东西方选择了同样的途径。

这种做法不是黄宗羲的创造,而是儒家的传统。当年,孔子以“三代之法”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那些政治理想在后世却从未实现。相反,儒家思想不断被君主专制所利用和歪曲。

黄宗羲时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朝廷对儒学的利用也达到顶峰。但是,物极必反。山的尽头,诞生了《学校》。

如果说王阳明心学唤醒了明中叶人民的个体意识,那么《明夷待访录》则指向了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人治社会的形成。

然而,历史并没有让黄宗羲看到实现梦想的机会。

清军入关后,中国社会原有的发展轨迹戛然而止。

秩序已经重新建立,但比以前更加严厉。

在文字狱的压力下,《明夷待访录》没有机会流传,却在黄宗羲的弟子和朋友中得以出版和流传。

这是黄宗羲必须面对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他为这本书选择了标题《明夷待访录》。

“伊名”,即《明夷待访录》年的伊名卦,有“谚”如下:“明入地,伊名。由内而外的文明顺从,为了迎接巨大的困难,王文服了。诚实很难,光明也很难。难时可正,姬子取之。”

也就是说,黄宗羲认为自己处在一个“蛮夷之初,明朝未融”的时刻。他要做的是保存好中国文化的火种。

他希望这场大火最终能打破漫漫长夜。

1995年8月7日,黄宗羲做了《明夷待访录》,他在其中写道:“总之,在这个年龄,你可以去死.你所有的著述,不一定一辈子流传下来,你指望它们像古代的一样有名,你就死定了。”

这其实就是写最后一个字。

五天后,黄宗羲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