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刑法？

中国古代的刑法：

《禹刑》作为社会上出现“乱政”亦即矛盾、冲突的产物，它既不是成就于一时的成文法典，也并非由夏禹个人所制定，而是在夏商两代的长期发展中，出于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充的。其基本内容是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性质的习惯法为主。至于以“禹刑”为名，实际上不过是“夏刑”的代称而已。《禹刑》是随着社会需要的不断发展变化，逐步修订、扩充而成的。

《九刑》是西周时期成文刑书的总称，全书***分9篇。九刑基本沿袭商朝的五刑制度（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又增加了赎、鞭、扑、流等四种刑罚，称以上的九种刑罚为为西周的九刑。ì 西周，出现“九刑”，或认为是周公所作“刑书九篇”，或认为是墨、劓、宫、刖、杀、流、赎、鞭、朴九种刑罚。

《铸刑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开创了古代公布法律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刑书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有利于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对后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公元前536年3月（阴历），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太完善。《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

《秦律》秦代法律的总称。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时曾采用李悝的《法经》，并改法为律，颁行秦国。

《汉律》是汉代法律的总称。汉承秦制，西汉建国初期，依然继承秦朝各项基本制度。随着战乱的逐渐平息，统治者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秦朝兴亡之得失，开始对治国之策作出许多重大调整，使得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因此，汉朝法律制度既有继承秦朝的一面，也有进行重大改革的方面，使其封建法制日趋成熟。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影响。唐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永徽律》，还包括《武德律》、《贞观律》等法典。

《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当时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等人奏请朝廷建议修订法律，得到朝廷同意後，由窦仪等人主持其事。并於同年七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首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重详定邢统》，简称《宋刑统》。

《元典章》是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在元成宗时期﹐曾规定各地官府抄集中统以来的律令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史遵循的依据。《元典章》就是地方胥吏汇抄法令的一种坊刻本。

《大明律》是《大明律集解附例》的简称。它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它草创于金戈铁马的战争时期，完成于重典治国的洪武年代。这部大法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历史优点，是中国古代法律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下启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

《问刑条例》是《大明律》的子法律。由于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不可更改，在实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法律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为适应社会的需要，矫正《大明律》不可更改的弊端，在明朝中期以后，条例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法律形式。随着条例地位作用的日渐重要，条例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出线了前后混杂矛盾之弊，需要对条例进行整理和修订。于是在弘治13年（1500年）整理修订了279条条例，颁行天下，“永为常法”，这就是《问刑条例》。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清朝的传世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三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乾隆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