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经过汉儒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为"礼教"，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七弃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为主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遂通称刑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一部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混一，作证与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四)司法从属于行政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一般无权过问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

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