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律的刑事立法的变化

在继承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清朝对刑罚适用制度有所调整，主要有：

（1）扩大自首适用范围。如康熙时的《督捕则例》鼓励逃人“自回自首”，逃亡三次自首仍可免罪；嘉庆时规定，在监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归者，按原罪名减一等处置。

（2）加重处罚家人***犯。凡家人***犯奸盗杀伤之罪，不分首从，一律按首犯论处。

（3）实行类推报批制度。清律对唐律的法律类推加以限制，规定“断罪无正条”者，虽可使用类推，但必须上报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断。

（4）化外人案件属地管辖。对“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弃唐律分别适用属地、属人的原则，改为“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极力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首先，清律加重对谋反、谋大逆和强盗等罪的处罚。凡反逆案犯，不分首从，***谋者凌迟处死，十六岁以上同居男子斩决，十五岁以下男子及女性家属罚没功臣之家为奴。凌迟犯子孙实系不知情者可免死，但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新疆为奴，十岁以下幼童亦监禁至十一岁时阉割。清律还扩大反逆、谋叛大罪的范围。例如：上书言事不当或犯忌讳，常按大逆重罪处罚；“倡立邪教”、“编造邪说”者，比照反逆及谋叛定罪；异姓人歃血订盟，结为异姓兄弟，也比照谋叛定罪。对于强盗罪，清律规定，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同时又有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侵犯城池衙门等行为，积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财与否，一律枭示（悬首示众）；响马强盗，执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枭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盗行劫官帑、漕船，粮船水手行劫杀人等，也都枭示。

其次，清朝统治者还大量制造文字狱，以语言文字定罪，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即达一百多起，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无辜。例如：康熙朝着名的庄氏明史案：浙江人庄廷钱私修刻印明史，使用南明年号，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被人告发，认为其不奉清朝正朔。案发时，庄氏本人已死，仍开棺戮尸，株及家属，作序、刻印、买书者及未查觉之地方官等七十余人也全部处死。雍正朝有名的查嗣庭案：江西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科举考题，被认为是诅咒“雍正去头”，论罪处死。乾隆朝胡中藻诗案：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认为是讥讽朝政，也被处死。可见，清朝的文字狱案绝大多数都是牵强附会、猜忌罗织而成。造成文字狱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独裁所致，其中多数案件都涉及到他们最忌讳的“夷夏之防”问题，唯恐汉族士人把他们当作入侵的“异族”。其结果是扼杀了思想、文化、舆论，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