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中国发展的思考

由“次贷危机”这只“美国蝴蝶”扇动翅膀所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向全球蔓延，向实体经济蔓延。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危机也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国政府为此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从更宏观层面思考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动因，从中寻找出规律与启示，对于我们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坚定对抵御金融危机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是一种基因病、制度病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有一句话非常经典：“我们不是因为历史的意外才走到这一步，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熟悉经济史与金融史，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美国以至世界性的金融动荡是有传统的。

从1929年的金融危机、1970年的美国股灾、21世纪初“安然事件”、“泰科事件”、“朗讯事件”等诸多大公司丑闻，再到这次殃及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危机的重复性出现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

马克思说过，“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闹剧之所以一再上演，仅仅归咎为资本家的贪婪与不负责任是不够的，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反思已经走得很远。9月中下旬，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时，英国圣公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撰文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发表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法新社发表的社论则写道：“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灵，恐怕也会暗笑。因为他的预言再度成为现实。”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今天探究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对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早有认识，他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曾援引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残酷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贪婪会导致经济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马克思的逻辑是这样的：也正是资本对利润永不知足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而又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大的企业产能实际上是趋于下降，于是生产出的东西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经济危机就发生了。但危机并不能消除资本社会中一些根本性矛盾。于是，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基本“故事”又会重演。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是一种制度病、基因病。他的名言“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增殖的有限目的发生冲突”，100多年来已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反反复复地证明。

危机显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性质

有人说，马克思讲的是十九世纪的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这与当下的金融危机有什么关系吗？马克思很早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有意思的是，这一论断与现代美国经济学大师欧文·费雪提出的用以解释金融危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的核心思想几乎完全一致。费雪也认为：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所以，金融危机不过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特殊表现，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讲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与以往金融危机相比较，此次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而应对危机也是全球性的。食利性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就是全球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赌场资本主义”。操纵资本主义金融市场这个大赌场的主要力量，是富国以及银行家、资本家和专业经纪人。他们是这一赌场中的大赢家。尽管极少数普通居民在这一赌场中偶尔也有小赢，但从总体上说，穷国以及普通大众照例都是牺牲者。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美国是这个赌场中的导演和决策人，美国只要通过发外债、印钞票，尤其是人为地使美元贬值，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和美国债券大幅缩水，就可以实现全球财富向美国的转移。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却消耗全球30％的资源；而实际上，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4倍。无疑，美国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为了攫取更多财富，美国及华尔街“发明”的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当世界实体经济发展无法支撑这么大的泡沫时，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此次发端于美国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机，更加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更加显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性质。

从危机及危机应对获取有益的启示，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今天我们反思金融危机，当然主要目的并非只是要批评资本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与毁灭者，但很少有人像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那样发现，马克思同时是资本主义以及资本“最伟大的赞美者”。马克思在《***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还说：“尽管按照资本自身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

当然，我们肯定资本的进步作用，并非搞“资本崇拜”，我们认识资本的弊端，也并非为了取消资本，而是为了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它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玩“资本”可以，但玩成了“主义”，就会遭殃。

也正因为认识到资本与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在《***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曾经还预言，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中国***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中国***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中国***产党人又打算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也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同时必须通过开放融入“世界历史”。而此次金融危机正好给我们以诸多启示与机会。

——坚持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出自由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同时，中国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一样，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定海神针”，表明中国***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避免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为应对金融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但与此同时，正如胡主席所强调的，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

——进一步探索实现科学发展的机制与体制。我们可以总结世界性金融危机提供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比如，我们要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使改革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所***享；更好地处理对外开放与维护经济安全之间关系，实现开放有序、可控；更好地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使虚拟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更好地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关系，使逐利性资本始终处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内，等等。

——进一步推动国际公平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建立。金融危机对世界影响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局限性。在此当下，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动摇了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当世界经济因金融危机走向衰退时，中国经济仍然是一大亮点。这都为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影响力创造了条件。我国可以利用这一条件，积极开展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全球经济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危机需要全面反思，包括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的反思。就伦理思潮来说，突出的问题是，“人性自私论”的泛滥，“私恶即公益”、“贪婪就是好”盛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学问家们，将本来仅仅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一种理论“假设”的“自利经济人”，也就是如穆勒当年所说的理论上的“一种抽象”，夸大为事实上人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有些新自由主义者还标榜“经济学帝国主义”，主张“经济人”假设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社会问题。并将这种观念追溯到斯密。此类观念也流传到中国，影响甚广，遍及学界和社会舆论。连一本话说明朝的历史小说也说：“斯密同志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亚当·斯密果真如此吗？赵修义对《道德情操论》的解读，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斯密，尤其是作为一个道德家的斯密。为从道德上反思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视角。

《道德情操论》所阐发的与经济动机相关联的情感“合宜性”以及谨慎之德、仁慈之德、正义之德、自制之德等等，其实与中国传统伦理有相通之处。中国传统主张“和欲”——情感之“中节”（合宜）谓之“和”，据此，处理义、利关系就可做到“以义制利”，“正其义以谋其利”。这些观念在市场经济下，仍有持久的生命力。近来《纽约时报》专文推荐昔日中国山西晋商票号的严格的职业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操守，作为救治危机的借鉴，就是一证。如何发掘传统道德资源的优势，矫正不良风气，社会各界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