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欺骗
钓鱼执法欺骗
钓鱼执法欺骗，生活在法制国家下，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都要做到的，需要依靠法律的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要轻易的触碰法律，一旦触犯法律就要承担其相应的后果。以下分享钓鱼执法欺骗。
钓鱼执法欺骗1（一）“钓鱼”执法违背了合法行政的要求
合法行政要求政府执法必须依据明确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擅自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限度。“钓鱼”执法的取证方式明显有违于法律的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 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律界有一句谚语叫“恶树结恶果”，即通过违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也是非法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由此可知，“钓鱼”执法通过引诱、欺骗的手段，骗取普通公民做出违法事实的证据，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正如行政法学家马怀德所说：“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二）“钓鱼”执法违背了合理行政的要求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当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在“钓鱼”执法过程中，相对人本来没有违法事实，而是被执法者故意设置的圈套欺骗，引诱才实施的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身就不大。
但是，引诱相对人采取的“钓钩”行为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而且还影响到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执法机关在利用他人的善心，践踏人对人的信任，达到“执罚”的目的。在行政管理中
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是必要、适当的，并尽可能少地对社会产生危害性与副作用。显然，“钓鱼”执法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与副作用要远远大于它所保护的权益和打击的非法利益，而且这个非法利益还是由执法者设圈套陷害而来的。
（三）“钓鱼”执法违背了程序正当的要求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社会没有规则就很难建立。规则分为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而程序规则又往往与公平、正义、秩序紧密相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季卫东教授在《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中讲到：“程序是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纽带”。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对程序规则的制定来约束不正当行为的产生。
针对行政程序，它应通过预设的立法程序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控制行政行为合法、正当运作的强制力量。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要求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的决定之前，必须事先告知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钓鱼”执法则省略了这些法定程序，通过诱骗的方式栽赃当事人
然后逼迫当事人签署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从而达到进行处罚的目的，这明显违背了程序正当的要求。另外，国家公职人员面对作为当事人的受害者与“钓钩”者，在没有在核实的情况下就确信“钓钩”者的言辞，这显然也不合乎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
钓鱼执法欺骗2一、钓鱼执法是否合法
2010年6月9日，上海市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为健全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上海即将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钓鱼执法”，并将切断“钓鱼执法”的源头。
《规范》明文禁止行政执法人员“钓鱼”执法行为;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全面、客观、公正;不得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伪造、隐匿证据;不得指派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暂扣物品不得收保管费。《意见》规定，保证执法手段的合法、正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依据。
两份新文件还明文规定，行政执法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通过拍卖或者变卖等方式所得的款项。
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全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按规定全额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行政执法经费全额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严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罚没收入按比例返还行政执法单位，作为行政执法经费或者奖励经费使用。法制专家认为，上述规定截断了“钓鱼”执法的源头。
二、钓鱼执法的社会危害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倍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
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钓鱼执法欺骗3（一）钓鱼执法合理存在的意义
1、钓鱼执法降低了执法的成本。钓鱼执法由于它的执法模式的`特殊性，使得执法人员能够深入到违法犯罪的活动中掌握第一手的犯罪证据，并且明白违法行为发生的完整行为模式而且能为拘捕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比如在查处黑车的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有别的执法手段可以选择，比如将本市的全部车辆进行一一排查
这中地毯式的查处必定会使得漏网之鱼大大减少，提高打击的范围。但是就实际而言，这种手段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所有的执法人员倾巢出动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有足够的人力。相比之下的钓鱼执法便具有的完全的优势，因为它只需要消耗很小的一部分人力物力，而且能够提高打击的精准度。
2、钓鱼执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另一些成员无法获得的信息从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打击黑车的过程中，黑车司机就掌握着执法人员很难掌握的信息，那就是黑车司机很清楚自己的违规经营黑车的身份，但是执法人员却很难得知。
这时候执法人员便处于信息的盲区，是一种绝对的信息劣势地位。而“钓鱼执法”的方式，可以使得执法人员深入黑车经营的过程中，主动识别黑车司机的信息从而走出盲区。所以在这一点上“钓鱼执法”拥有着其他执法方式不能比拟的优势。
（二）钓鱼执法不合理性的思考
1、钓鱼执法违反了执法行为合法性的原则。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也就是说，一个执法行为不能仅仅是看上去合法，它在执行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正当的程序使用合法的手段。
但是在上海的“钓鱼执法”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执法人员也就是“钩子”强行拔下了钥匙，这样显然是不合乎正常的执法程序的，也是不合法的。
2、钓鱼执法与刑罚预防目的相悖。刑罚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直接目的则是预防犯罪。而钓鱼执法已经不仅仅是引诱人产生违法行为，甚至直接导致了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显然不是我们设立刑罚的最初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惩治的是可能犯罪的人，而不是已经犯罪的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犯罪频发。
3、钓鱼执法在程序上不符合规定。由于钓鱼执法是一种特定环境下使用的执法手段，因此需按特定程序进行。但在执法实践中，突发事件很多，执法人员通常为完成破案率或在经济利益的驱逐下，主动“钓鱼”，并未严格按照执法程序执行。因此，我国的钓鱼执法程序是令人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