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四大核心理念仁者无敌安身立命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是凝聚全民族的载体，也是中国人有别于他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思维特性，尤其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从秦朝自清朝二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保持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因素。

一、仁者无敌?

“仁者，人也”——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孔子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有仁心仁义的，才成其为人。从象形字的意义来看，“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对应的人伦关系中，才能对人下定义。在古代社会，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五伦关系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这个在人际关系中才成其为人的定义基本没有变。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相对来说就比较模糊，主要在社会关系中由他人定义。这就决定了“个体”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弱化和隐而不彰。中国人经常讲“做人应该怎么怎么样”，主要是指做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人，即使这些世俗标准有别于他个人的思想、理性、意志和判断。否则，在世俗眼里就是不会做人。这个世俗标准，就是孔子用来定义人的“仁”字。

“仁”的涵义——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用“仁”字给人下定义，可见“仁”是儒家伦理道德最核心的理念。孔子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温良者，仁之本也”孟子说“仁者爱人” 这种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使中国人显得特别富有“人情味”。以至于有些人在人情面前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的过分要求，往往失去原则性，徇私枉法，破坏典章制度。对一般人来说，仁爱是相互的，只有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或者双方撕破脸皮了，就不知该怎样去“做”了，难免有失风度，比如在公***场所出现不守秩序、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于圣人和传统士大夫来说，尽管他们把仁做为个体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是以人伦关系之间衍生出人情作为内容，反映了中国文化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它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以下这样的理念：

内圣外王，仁者无敌——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内圣外王”就是孔子在《大学》经典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格物深入研究事物的规律和本质，致知将其上升为理论，诚心实意，端正思想和态度，一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使家庭和睦，推己及人，使人人都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仁人君子，然后施仁政管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这个过程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阶层由内而外的人生进修阶梯。内圣，是德治；外王，是人治，内圣外王就是一种德治加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德治对集权者的约束总是十分有限，充其量是一块光鲜的遮羞布。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只能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治加人治要求作之君者，必须同时作之师，作之亲。儒家的天地君亲师这五个角色，作为统治者身兼三职，做老百姓的领导、老师、和父母。这样以来，人的思想意志以及国法以外的私人领域自然也成为管理的对象，个人就没有多少空间可言了。

二、安身立命?

身的含义，中国人是用“身”这个词来指称自己的，比如本身、自身；同时，还用身来代表生命。比如终身，就是指人的一生；人一生的事业，就是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体之外，还有去符合命运静态地去养护它的意思。除了用身这个词指称自己和生命之外，还用它来形容一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身”的场合。比如，一个人的背景与起源，叫出身；名下的资产总额，叫身家。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迫去做一件事，叫身不由己；属于思维和理解力范围内的事，也用体会体验一类的词去表达。像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这类属于道德范围的事，也在划入身的范畴内，用身字来表达。所以，从身的含义来看，安身立命的身不仅是指身体、肉身，还指人生、生活，把这些安顿好了，有饭吃，有衣穿，生命就可以生根发芽，传宗接代了。

食的文化——身体化的表现，中国烹饪技术之精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人特别注重食的养生功用和食的社交功用。这说明的传统文化将人更多的看成是一个身体化的存在，比较忽视它是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当然，士大夫阶层和老百姓对身的理解是有层次和境界之分的。古代道德和政治统一的传统，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天生肩负“以民为本”的使命感，也就是让天下苍生皆能安身，皆有一口饭吃。因此他们提出的口号“解民于倒悬”“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等等，虽然也是充满了身体化的想象，但这个身指的是社会，是天下民生，而国家则是照顾这个身的一颗心。至于老百姓的安身一般只顾及其家，而且这个身必须放在缩小了的人情磁力场中，互相取暖才能安心。这种安身与安心的需求，造成了他们一方面十分现实，物质化，就连求神拜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临时抱佛脚，完全是实用型的、世俗化的；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精神和感情上的麻木。

安其身，则得其心——民生观，安身立命的身体化倾向，使老百姓的要求基本只限于“有口饭吃”就行，就不会造反。所以安其身，则安其心，解决好民生问题，就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是《礼运?大同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一书的大半部都在讨论如何施仁政，施仁政的中心就是民生问题；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生的观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汉书》中说“民以食为天”，食的确是密切串连中国文化、百姓生活、政治理想各领域的同心轴。老子甚至把治理国家比喻成烹调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周礼》这本书排列的百官当中，冢宰既是宰相，又有大厨子的形象。总之，安身立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即使到了现代，的生存和发展的范围更广了，要求更高了，但是有饭吃才能生存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理念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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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和为贵?

阴阳调和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阴阳在太极中的互相调和。阴阳本就是同一事物两各方面，阴阳调和则基本上排除了“邪恶”的因素。因为这样的本体论中，所谓邪恶的因素并不是必须由善去克服的恶，而是阴阳失调，因此，如果出现动，也是动乱，是一种变态，最后也必然用和合的方式恢复结构的平衡，回到原样。同样，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和合式的而不是抗争式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情味”。人际关系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礼尚往来，耻于斤斤计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倡诉讼，所以公然为自己争利益的言行也就为人所不齿了。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安定的政治局面，和为贵就是一种放弃对抗的态度，表现在政治生活上，就容易形成安定的局面。即使已经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也大多是只谋一口饭吃，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自发组织压力团体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排华和洛杉矶黑人暴乱，最倒霉的就是华人，尽管华人人数众多，但是懦弱和冷漠使他们之间不善于组织和团结，一盘散沙，毫无还手之力。根据辩证法和历史经验来看，以和为贵这条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还可能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对立面——乱。逆来顺受惯了的人，一旦忍无可忍发泄起来的时候，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平时不擅于利用合理渠道宣泄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当这种攻击性终于爆发的时刻，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盲目的、极具破坏性的，而且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是斗死方休的。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庄子，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扬光大，最后由宋代的张载、二程整理成熟。天人合一就是认为天道与人道的是统一的，以人伦外推天道，以天道比附人伦。很明显，中国的这个天和世界上任何高级宗教的“天”都不同，的天并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而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因子。

世界上其他高级宗教都认为天和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尽管可以向往超越界，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地位，唯有中国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而且，这个天人合一是将天道拉下来去符合人道的。并且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把眼光完全集中在这个人世上。

中国人的天道就是人道，它是人间理想化了的和谐关系的映照。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保持和谐，就是符合天道，否则的话，就会令天道失常，因此，人有参天地化育之功。那么，怎么“参”呢？宋朝的理学家朱熹认为，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方式，把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导入公式化的人伦渠道中获得中和化的效果，以便能够永恒地维持“和合”状态。正如同天地之阴阳调和是为了化生万物一般，人伦关系中被渠道化的七情六欲，也必须是为了养育以及延续身体化的存在服务——养双亲，养妻子儿女。这样，人道就和天道真正的统一了，人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上四大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保持社会形态超稳定的深层因素，在国民心理和国家社会层面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现代化的世局当中，如何有意识地反省之、引导之、改造之，是当代中国人需要肩负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