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否以依法审判为主要制度

中国古代不是以依法审判为主要制度，而是主张“依法治国”和“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原则）。

一、中国古代主张“依法治国”和“罪刑法定”：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刘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观。他极力推崇法律，他说：“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在这里，刘颂从古论今，极力推崇“依法治国”的“直准”，并对执法的官员借口“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的做法提出批评。在此基础上，刘颂提出“宜立格为限”、“以律令从事”、“法信于天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夫人君与天下***者，法也”。至此，刘颂崇尚法律的精神、“依法治国”的精神得到充分体现：法律是天下***守之行为准则，即便是贵为人君，亦得“以律令从事”。

刘颂崇尚法律，倡导“依法治国”，严格区分了君臣在立法、司法方面各自的职责：“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将君主、大臣与司法官吏的职权范围也明确加以区分，提出法律不可能尽善，司法官吏应当严格依照法律定罪量刑，生死以之，维护法律的权威。刘颂还深刻地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即使严格依照法律办事似乎不近人情，不合常理，也应当“循文如令”，“行之信如四时”，“执至坚如金石”，而断然不能擅行“议事以制”，否则，即破坏法律的权威，因小失大。

为了将自己对法律的尊崇落实到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刘颂又进一步提出了“罪行法定”的司法原则。《晋书·刑法志》载，刘颂在担任最高司法长官时曾在一篇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刘颂强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判案，断罪应以法律条文为依据，没有法律条文，就应根据刑名和法例，法律和名例都用不上，就不能定罪。他极力反对司法官吏迎合君主意志，迁就社会舆论，借口具体情况，“看人设教”、“随时之宜”，以致撇开法律条文不用，量刑轻重不一。他说，如果认为法律条文不尽妥当，可以修改；如果认为法律条文完善，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许枉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司法原则，奠定了刘颂在中国法律史上的不朽地位。我国法学界认为，刘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封建的“罪刑法定”原则。当代著名法学专家张晋藩评价刘颂说：“晋代以刘颂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援法定罪，是铸刑书以来的重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刑法理论与制度达到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虽然它与近代西方的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在性质上、程度上、规定上还不能同日而语，但就基本原则即断罪以法律规定为准，则是一致的。中国在三世纪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援法定罪的观点与律文，早于西方提出的罪刑法定1000余年。”

二、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中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