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上是否没有法制？

应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没有法制，而是人治大于法制。

根据法制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法制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战国时期。这是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重要阶段。战国时期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后半期。而社会变革的许多重要成果，中国的许多思想文化精华都出自这个时期。与春秋时期相比较，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立”。在法制方面，“立”主要表现为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来。其中，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音亏）制定的《法经》，就是战国时期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另外，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2.秦汉时期。这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这段历史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统一的专制王朝，确立了以后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和秦代是法家学派最活跃的时期，而法家理论得到完整的实践，也仅仅是在秦代。所以，从整个中国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极为鲜明的。自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现于世。从这些珍贵文物资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观念极深，法律制度也很严密。

在两汉（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汉代法律体制，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政治理论，从此，汉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论、制度上开始“儒家化”。经过“儒家化”以后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秦代及汉初的法家化的法律。而且，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法律，都是沿着汉代儒家化的方向逐步发展的。所以，汉代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传统法制迅速发展的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动荡的时代，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221年曹魏立国到公元581年隋文帝结束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中国这段历史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政权快速变更，局势持续动荡，但法律制度仍然在动荡的年代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首先，立法技术不断提高，法律理论也有明显发展。其次，具体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得到加强。一些重要的制度，比如“八议”、“官当”、“重罪十条”等已经成为成熟的制度。这一时期法制的发展与进步，为隋唐之际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4.隋唐时期。这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定型阶段。在时间上包括从公元581年隋代建立到公元960年宋代建立以前。隋唐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夏代以后，经过近三千年的积累，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已经成熟，各种社会体制也进入了比较和谐的阶段。所以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由于有几千年的立法、司法经验作基础，隋唐的立法技术得以进一步提高，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优秀法典相继问世。在法律内容上，汉代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过程，持续了八百余年，到隋唐时期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的融合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法结合”的过程基本完成，儒家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在隋唐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古代的司法体制、诉讼制度也在此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制，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唐律疏议》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法制、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中国法制史和世界法制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唐代法制、《唐律疏议》自然是学习中国法制史的一个重点。

5.未元明清时期。这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极端专制的时期。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这段历史时期。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包括法律制度，在隋唐时期所确立的基本框架内，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明、清时期，基本法典仍是国家法制的基础。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主体框架，仍然由《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基本法典确定，但是敕、条例等法律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却发挥着实际而具体的调节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律”规定着大原则，而“效”、“例”则从各方面进行补充和小幅度的修正。作为大原则的“律”相对稳定，较少修改，而起实际作用的附属立法，则因时因地频繁修订，此所谓“律垂邦法为不易之常经，例准民情在制宜以善用”（清朝祝松《刑案汇览。序》）。这种立法上的变化说明，在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以后，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已经能够更加娴熟地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来调节社会。同时，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盛而衰，一些封建社会体制所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整个社会体制开始扭曲。随着皇权不断强化，中国传统法制的重心也开始向维护皇权、加强专制的方向倾斜。宋代的编效、明代的廷杖和宦官特务统治、明清之际盛行的“文字狱”等，都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此外，元代和清代带有民族歧视性的和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也是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特点。文字狱”等，都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此外，元代和清代带有民族歧视性的和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也是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特点 。

（上文转自/wenda/thread?tid=077aea63008a02ba）

经管如此，但是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要求，强大的中央集权更加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又由于皇帝，贵族，地主阶级的特权，常常体现为人治大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