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对于“刺死辱母者”会怎么判

春秋：被理解和支持 子不复仇，非子也。 《春秋公羊传》有言，“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不复仇，非子也”。 《公羊》认为，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在父母无罪受难的情况下，“义”就消失，就可复仇。 在回答“居父母之仇，如之何”这一问题时，孔圣人也曾言道：“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也就是后来《礼记》中所说的：“父之仇不***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春秋末年，伍子胥之父受人谗害，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立志复仇。数年后，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这种鞭挞君王尸体的行为本是大不敬，却被赞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可见，在春秋时，长辈受辱，为父报仇，是受到理解和支持的。 2 两汉：为法律所原谅 愤亲之辱，白日报仇。 到了极为重视孝道的汉朝，东汉章帝刘炟曾颁布过一部《轻侮法》，特别规定“侮刑以宽”，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的人。这部法律后来虽被废除，但宽恕孝子孝行却仍是当时社会的***识。 东汉有一孝子，唤作董黯。《四明图经》记载：“孝子讳黯，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闻而衔之，伺孝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贻母忧，默而不言。母既葬，斩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 董黯为报辱母之仇而杀人，什么结局呢？汉和帝“表其异行”，“释杀罪，召拜议郎”，使孝子“海内闻名，昭然千秋”。而这个汉和帝，正是那个废除《轻侮法》的人。 《后汉书·申屠蟠传》记载：“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当时，年仅十五岁的诸生申屠蟠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最终，外黄县令梁配采纳了申屠蟠的劝谏，为缑氏女子玉减刑，“乡下称义之”。 可见，至少在两汉时期，“愤亲之辱，白日报仇”还是孝子孝女之行，是感人至性之举，既能为社会所认可，也能够为法律所原谅。 3 隋唐：对孝行法外开恩 特事特办，酌其宜而处之。 到了隋唐，因父母受辱受难而暴起杀人的热血儿女同样没有断绝，尽管《隋书·刑法志》明确规定“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以此来维护王权的至上性与社会的规范性。但对孝子孝行却仍有法外开恩。 《隋书·列女·孝女王舜》记载：“孝女王舜者，赵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与从兄长忻不协，长忻与其妻同谋杀子春。舜时年七岁，抚育二妹。姊妹俱长，乃密谓复仇。是夜，姊妹各持刀逾墙而入，手杀长忻夫妻，以告父墓。”王氏姐妹的结局如何呢？“及问罪，姊妹争凶名，州县不能决”，就连隋文帝都为之嘉叹，“特原其罪”。 到了社会与法制更加开明的唐朝，《旧唐书·列女》记载：“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及长，常思复仇。无忌从伯常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砖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唐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还赏赐了田宅。 卫无忌之后，唐宪宗元和六年，富平县人梁悦为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引发了朝廷关于“礼”与“法”的激烈讨论，唐宪宗下敕书定性：“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为报父仇而杀人的梁悦，最终结果是流放，实在说不上重，因为大诗人李白也被流放过。 是年秋，文坛巨擘韩愈应诏写下了名篇《复仇状》，以此作为刑官、有司判决此类“为复父母之仇而杀人”的案件。此后，基本所有唐代复仇案件的审判都参考了韩愈的观点，即“特事特办，酌其宜而处之”，“既不失经律其指，亦无损礼道人伦”。 4 唐以后：受到刑罚较轻 悯其情而减其刑。 唐以后，《宋刑统·斗讼律》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所谓敕裁，即将决定权归于天子，天子则往往采取“减等”的处理，“悯其情而减其刑”。 到了法制略有倒退的元朝，《元史·刑法志·杀伤》云：“诸人杀死其父，子欧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为父报仇可以不判刑，出点丧葬费就行了。 朱元璋建立明后使用重典，但《明史·刑法志》“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辱，而子孙擅杀行凶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可见，在明代，复仇所受到的刑罚也是非常轻的，而清朝则大体延续了这一律令。 韩愈的《复仇状》中有一节说的非常好：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 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是故，刺死辱母者，当如何？还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与触法者，深思而为，以彰我民族自古以来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