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激进女性主义流派

激进女性主义诞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的发源地是纽约与波士顿。它是从男性新左派（New Left）的阵营里发展出来的。当时一些投身民权运动的进步妇女在运动里得到次等待遇，他们被男同志视为低下者、服侍者、性对象，也争取不到发言权，因而在愤怒、幻灭之余弃绝新左派而独立出来。他们使用“激进（或基进）”（radical）一词，主要取其语源上的“根”（root）的意义。他们主张妇女的受压迫是所有其他种族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压迫的枝桠。是以“激进”一词，一方面系指较新左派更根本的革命立场，另一方面也暗示较自由派女性主义更广泛、深入的进步性。

激进女性主义的重点：主张女人所受的压迫是最古老、最深刻的剥削形式，且是一切压迫的基础，并企图找出妇女摆脱压迫的途径。他所谈论的议题多与女人有切身关系，包括性别角色、爱情、婚姻、家庭、生育、母亲角色、色情、强暴，乃至女人的身体、心理等，处处都直接触及了女人的身心，发出了女人最赤裸的声音。 从男性主导的运动里撤退出来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发现，父权制度（patriarchy），或男权制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人之一是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

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以《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阐述她的基本基本理念：女人是被动的性存在，因为他被男人阉割了。格里尔攻击女性受制于社会“永恒的阴柔”的刻板印象理念。她强调解放妇女的性；主张妇女应发展他们的性，并将它表现在整个人格里。她还提供解放的主要方法，即以快乐原理取代强制性与强迫性的行为。鼓励女人勇敢的尝试新的、自由的性生活规则，以及起来反抗，因为女人是最受压迫的阶级。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经典之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里大声说“性即政治”，并使用“男权制”一词来指涉世界上许多地方控制女人的事实，它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著作的标准词汇。米利特指出，父权制度夸大男女的生理差异，以确保男性拥有支配角色，女性拥有附属角色。社会藉性别角色刻板化的过程，使妇女接受他们的次等地位。而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即米利特所说的“性政治”。　　

玛丽·戴莉（Mary Daly）的《妇女生态》（Gyn╱Ecology）一书，为激进女性主义的旅程绘制了一面地图。此书分三阶段：第一阶段评击父权制度。第二阶段详述“虐待仪式”，如印度的寡妇自焚殉夫、中国的缠足、非洲的阴蒂切除与阴道口缝合术、欧洲过去的焚烧女巫乃至现今普及的避孕药品等。戴莉认为这些仪式全被男性学者以价值中立的语言及概念化著述正当化了，而未被揭露，因此，父权制度的学术是虐待性仪式的延伸与持续。第三阶段：建议妇女退出一切的父权制度，从事一个“认知、行动、自我本位的过程”，创造一个认同女人的新环境，此即“妇女生态”的形成。 在70年代初，性别差异被激进女性主义者视为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根源，70年代中期起，阴阳同体观受到排斥而发展出妇女本位观，女性异质（female differeces，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质）不再被认为是妇女被压迫的根源，而反被视为妇女力量的来源及解放种子，也是社会变革的契机。

拥抱阴阳同体论（中性 androgyny）：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看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便努力思索去除这个制度的方法。一是排除性别区别，即朝阴阳同体文化努力；一是不与男性发生关系，即拒绝或改变异性恋制度，采取性别分离主义，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乃是最彻底的方式。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的阴阳同体测试显示：最伶俐、有成就者最具阴阳同体性格者，而且阴阳同体心理学可以消除性别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问题。在贝姆的分析里，深深困扰女性主义者生产育幼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一旦所有男女在心理上都是阴阳同体人，生小孩与否便完全是妇女的个人选择，而育幼的问题也会因男人新发展的抚育本能而得到解决。

玛丽林·弗仑区“重新阐释”的阴阳同体：玛丽林·弗仑区（Marilyn French）从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来探索父权制度及男女特性的形成，并论证支配权力是支撑父权制度的奴役性意识型态，而***享快乐是可以破解父权制度的解放性意识型态。弗仑区的新阴阳同体人是个完全发挥潜力的人，她结合了所有传统的做女人的优点与做男人的优点。

莫妮卡·威蒂格与安德里亚·德沃金“追求无性社会的极致”：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生小孩是自然的，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却不这样认为，她说：生小孩是一“强迫生产”的历史过程，但我们却“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的’过程，而忘记了在我们社会里生育是计划的（在人口上），忘了我们自己是被设定了要生产小孩的，而它是‘除战争外’唯一呈现如此大死亡危险的社会活动。”威蒂格也否认女人的身体是生理的既成事实。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认为，我们总将人概念化成一定是男的或女的，是扭曲了人类有非常多样的跨性特徵的事实。德沃金认为我们的生理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其分类是符合男性利益的。而这也就是费尔史东所说的“消除生理性别区别本身”，是追求一个无性别社会的极致了。

妇女本位观：普遍地颂扬做女人（womanhood），包括女人的成就、文化、精神、同性恋，还有身体，特别强调女性生理固有的力量，以及与生理有关的创造力。女性的生理与心理遂成为妇女解放的力量来源。如心理学家米勒（J. B. Miller）《女性新心理学》。

分离主义——创造女人文化：某些激进女性主义采取与男人决裂的方式来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即分离主义，其中色彩最显明者为女同性恋者。她们说：假如我们的心态是认同男人的，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我们做为人的自主性，并教导其他妇女要做“认同女人的女人”。 性是男性权力所在：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的性是为男人而存在，而男人的性并不是为女人存在，如娼妓制度、色情、强暴、性骚扰。故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异性恋关系会是平等的；只要有正确的经济制度，异性恋关系也将不会是剥削的、疏离的、压制的。激进女性主义相信，除非性能加以重新构想、重新建构，否则女人将永远附属于男人。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与男人毫无性关连；

强暴是父权制度的秘方；

反色情； 舒拉米斯·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反对生理母亲的身分”：她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殖功能的不同，所以提出变通的办法：即体外的人工生育。一方面是可靠的避孕技术，一方面是子宫外的生育。这样，妇女可以避开“野蛮”的怀孕，男人也可以有小孩，人们便可能消除生理决定性别分工，将生育小孩的角色交由整个社会分摊，如此妇女的解放才能完成。

安·奥克利(Ann Oakley)“母亲是被造就的”：母亲的身分是建立在三个看法上的迷思：所有女人都必须是母亲、所有母亲都需要小孩、所有小孩都需要他们的母亲。奥克利认为它们是社会与文化制约的产物，是具有压迫性目的的。母亲非生成的，而是被造成的。小孩对母亲的需要并不大于对父亲的需要；一对一的育幼方式不必然优于集体的社会化或“多数母亲”。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肯定母亲身分经验的部分”：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一书中指出，男人对女人的生殖力是妒忌与害怕的，因他们了解“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女人所生的”。她认为女人应有权在人工生育与自然生育之间作一选择。里奇认为，母亲角色本身具有创造与快乐的潜力，造成妇女受奴役的根本，不是妇女的生育能力，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应该要摧毁母亲角色的制度，而不是要废除母亲角色。 激进女性主义是紧绕著妇女的性别角色而发展。

阴阳同体观更加巩固了性别刻板印象，并不十分受欢迎。

从女人受压迫的原因归诸于女人的身体因素，解脱出认为男人的生理才是女人受压迫的问题所在。故女人的生理特性，尤其是生产哺育小孩的能力，更被视为妇女力量的来源与解放的种子，妇女的生理现象于是从负面的存在变成了正面的资产。 马克思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均认为资本主义与私有财产制度是制造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必须取消这种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方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革命策略是阶级斗争，强调资本主义与阶级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根源。于是，性别压迫被化约成经济问题，妇女问题被纳入阶级与国家问题之范畴，婚姻、生育与家庭议题都沦为芝麻小事。女性一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要求推翻性别压迫的热望仅在某些时候受到男同志的重视。虽然左派运动始终带有性别偏见，但仍提供女性主义者最友善的生存空间。1960年代美国新左派高涨，当时男学生掌控运动决策权，女学生只能跑跑龙套，外加性伴侣的角色；并认为妇女解放本是小事，岂可与种族、阶级、反战等重大议题相提并论。燃起1960年代美国妇运的两支生力军，其一就是这些与左派决裂的“激进”、愤怒的女大学生，这些出走的女大学生后来又发展出两派：一派是“激进女性主义流派”思潮（radical feminism），反扑马克思主义；另一派仍信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并撷取盛行一时的“青年马克思”（新马）的人道主义，接纳基进派与心里分析学派的部分理念，融合而成“当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活跃于1970、1980年代英美学院中。

乌托邦社会主义坚持唯有两性在知性、权利、财富上皆达到平等，社会主义追求人性全面改造的目标方能实现。马克思则悖离这项理念，罔顾性别压迫，强调阶级剥削才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一）历史唯物主义、人性；

（二）阶级、阶级意识和假意识；

（三）异化；

（四）劳动价值论；

（五）实践； （一）让妇女参与公***生产行业；

（二）让育幼成为国家之事；

（三）公有化生产资源，取消生产工具私有制；

恩格斯强调这些策略都是建立自由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妇女唯有获得基本的经济保障，择偶时方能不顾虑经济，婚后也不必容忍丈夫的暴力。唯有当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石，娼妓制度方可能消失，一夫一妻制度始能真正落实以爱为基础的理想。

乌托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虽提出几项相同的妇女解放策略，如公有化生产工具、集体化育幼、妇女进入生产工业等，但在立论上则有相当大的差异。十九世纪乌托邦女性主义者强调婚姻和家庭制度是制造两性对立与扭曲人性的主要社会制度，男性将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习得宰制妻儿的性格带入公领域，进一步恶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与剥削本质。所以，主张妇女解放的关键不在于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而是整个社会制度需要革故鼎新，人的情感、性格与欲望需要重新归正。

恩格斯与马克思则认为妇女屈从的主因在于资本主义将妇女排除于生产领域之外，造成妇女倚赖性的经济地位。这种立论完全忽视男性个人欲宰制女性的自私心态及营构这种心态的社会组织与父权意识。马、恩虽也强调人性解放，但仅是阶级不平等及男性劳工受到剥削的异化，并没有意识到两性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剥削与人性异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