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其人其事？
据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师从李悝。李悝是个做学问的人，就像我们现在每一所法学院里的教授一样，为学问而学问。现在知道李悝的人远比知道商鞅的人少，这说明李悝当时主要是在做学问──做学问的人才这么默默无闻，并且甘于寂寞。但是李悝也不光是做学问，历史学者告诉我们，他那一套在魏国也很吃得开，事实上，他还做过魏国的丞相。但商鞅是不同的，他从老师那里学来了一套理论，急需要应用于实践。所以，他就成了公孙座的门客。门客就是幕僚，就是有钱人养得贤人或者是闲人。我们都知道，战国时代有钱有权的人都会养一些闲人，这些闲人中有幕僚，也有死士。商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师出名门，自然不必做卖命的死士。公孙座是魏国的丞相，而魏国在那个时候是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商鞅开了一个好头，其意义不亚于我们年纪轻轻就进入IBM这样的大公司，不管干得好坏，这本身就昭示了日后飞黄腾达的锦绣前程。而且商鞅干得并不坏。首先，他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是那种在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人。而且他还很年轻，这就意味着他很愿意表现自己的聪明。于是，他就很受领导赏识。但遗憾的是，这位领导很快就不行了。垂危之际，座相向魏王推荐商鞅，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材，可以接自己的位子。关于这次举荐，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台词，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公孙座在这里玩了一个漂亮政治手腕，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领导才能。一方面，他建议魏王重用商鞅，如果不用，一定得把商鞅杀了，以除后患。另一方面，他又告诉商鞅，魏公不肯用你，我已经建议他把你杀了，所以你还是快跑吧。用座相自己的话说，这叫先君后臣。哪边我都对得起，都仁至义尽，至于你们以后谁死谁活，都是身后之事，我就不管了。商鞅并不急着跑，他对公孙座说：“魏王不肯听你的话用我，难道就会听你的话杀我么？”这话说得很精彩，是聪明人才能说出来的话。这话除了表现一个人的智商之外，还包含着比较嚣张的气焰。那时的商鞅，就像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一样才高八斗，血气方刚，盛气凌人。面对这样的人，一般人都不会太舒服。如果你的办公室里正好有这么一位，你也会对那种感觉深有体会。当然，让一位过气的领导觉得不太舒服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你又何必在一位过气领导面前表现你的智商呢？说完这话以后，商鞅还是跑了。他知道虽然魏王不会杀他，但也不会用他。对他而言，没有前途的过活还不如死掉。不然商鞅不会从魏国跑到秦国去──换到现在，这意味着你拿了耶鲁法学院的文凭，却跑到东欧国家去谋职，而且你祖上还不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人。商鞅师出名门，他的老师李悝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以商鞅的智商，纵然算不上得意门生，也学了个十之七八。具体这位高材生都学到了什么，这本来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问题，和这个故事的关系并不大。但考虑到下面要讲到他在秦国的一些工作，这和他的专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也应稍稍交待一下。李悝是法家早期的思想家，我们都知道那时的文化状况叫百家争呜，法家也是其中之一。后来韩非子归结了前人的思想，成为我们教科书上写得的法家代表。这“前人”中就有李悝一号。他所提倡的，主要是以法治国，赏罚分明，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套经济和军事理论。商鞅所学的基本上也是这一套。商鞅后来还写过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从书里知道，他主张“以战去战”。用现在的话讲，这叫为秦灭六国提供理论基础。商君列传上说，商鞅初见秦孝公，说以帝道，说得孝公云里雾里。复见，说以王道，孝公昏昏欲睡。再见，说以霸道，孝公立刻来了精神，点头称是，奉为上宾。商鞅是实用主义者，懂得变通。对商鞅而言，变法是一种投资。所谓投资，就是指将资金或资源投入某项事业以获取效益的活动。投资的重点是获取效益。效益可以是闻达于诸候，也可以是建千古霸业，总之是实现个人价值。商鞅有资本，他师出名门，天资卓越，而且他能抓住重点：获取效益。至于用何种方式投资，这只是中间环节，并不重要。在这一点上，他比孔丘高明多了。仲尼先生大约是有理想的，所以很固执，说不通就走，结果周游列国，弟子收了一大帮，却没一个当头儿的欣赏。当然，也多亏有秦孝公这么有耐心的好领导。事实上，这样的领导很少，商鞅有这个运气碰到了。所以，审时度势，投其所好非常必要。是为“把握领导意图”。总之秦孝公是看中了商鞅，把他留了下来。这之后当然也有一些舌战群儒的好戏，但这已经是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了，我们没必要在此纠缠。商鞅在秦国一呆就是十年。在这期间，迁过一次都，变过两次法，打过几回仗。这两次变法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教的“商鞅变法”。比如说，商鞅统一了度量衡， 这些装米的容器上都印着“大良造鞅”监制的字样。后来，这些容器被秦始皇稍作改动发到了全国各地。还有他把全国人都登记造册，建立了类似于今天的户藉管理，按这个册子逐户征兵，谁也跑不了。他还发明了“连坐”，五户为“伍”、十户为“什”，一人犯法，数门遭殃──这很可能就是今天“伍”和“什”这两个字的起源。史书上还记载了商鞅打仗的经过：商鞅趁着赵齐攻魏的机会，也起兵攻打魏国──他很精明，精明的人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但即使这样也不一定就能占到便宜，魏国太强大了。于是商鞅修书一封给领兵的魏公子，说大家以前关系都不错，出来坐坐，叙叙旧，化干弋为玉帛吧。魏公子居然答应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们现在无法想象两军对垒的主将可以聚在一起饮酒叙旧。如果有人跟我说，萨达姆应小布什之约去布鲁塞尔喝咖啡，我会先翻一下日历看那天是不是愚人节。但必须注意到，那个时候，是有一种叫做春秋大义的东西的。于是，魏公子就跑去跟商鞅“对人物”去了。我们不知道，他临 走时有没有像我党领导人那么气度不凡地交待下面：你们在前方打得越激烈，我在那边就越安全。但不管他怎么说，怎么想，到了地方立马就被抓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商鞅可是一点都不含糊。他是法家的门人，跟孔老夫子本来就不是一路。魏兵主将被擒，败得落花流水。这个时候的商鞅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他已经是大良造了，大良造是秦国的丞相。也就是说，在事业上他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一方面，他的变法确实行之有效，秦国国力早已今非昔比。另外他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了十五邑的商君。用我们比较熟的那句词来形容就是：位及人臣，功高盖主。据说 孝公甚至曾表示要传位给他，只是后来被他拒绝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商鞅开始为自己“掘墓”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商鞅变法得罪了一些人，结下了一些仇家。积怨越来越深，那些人就把商鞅处死了。商鞅的新法是相当严历的，贯穿着一种“轻罪重罚”的观念。也就是说，惩罚的作用不在于让违规者对自己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是形成一种威慑的效果，使人不敢违规。这也是早期法家比较典型的思路。据说，当时把灰倒在地上都要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还有连坐制度，使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成为法律允许的可 能。这样的法律确实不尽情理，但商鞅并不是死于不尽情理。因为如果是这样，老百姓会先起来暴动，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事实上的情形是“秦人大悦，路不拾遗”。这说明只要公平，严历一点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司马迁说商鞅太过刻薄，“刑近太傅”。这不能算是商鞅的错。搞法律的人很清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性，不然他也不会玩一次南门立柱的把戏。但司马迁的说法反映了一种古老的东方哲学。这种哲学肯定因果报应的存在，这就意味着生活中一些看来无足轻重的小事，积累起来都会变成日后的苦果。所以，为人处事，一定要“仁”“义”为先，一定要得饶人处且饶人，不逞一时之勇，不图一时之快，处处留有后路，才能顺风顺水，一路平安。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商鞅也懂。但他太投入了，人一投入就很难顾及到其他东西。商鞅本来是可以变通的，他很聪明。但人并不能总是那么聪明。在本文中我一再提到了聪明这个词。事实上这是个让我很忌讳的词。因为小时候老师总是说我：这孩子倒是挺聪明，但就是爱耍些小聪明，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聪明并不是一个好词。如果你够聪明，你就不要让人觉得你很聪明。领导对我们最好的夸奖是踏实，肯干，而聪明绝对是个很危险的夸奖。后来，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想起了当年的旧怨（秦惠王因触犯新法，被他父亲秦孝公惩罚到秦国各地游学，当时只有15岁，直到30多岁秦孝公快死的时候才把他找回来），就开始治商鞅的罪。商鞅于是就跑。跑到客店，人家不敢收留，说根据商君法令，不能留没有证件的人住宿。他又跑到魏国，人家记着当年受骗的帐，把他赶出来。他无路可逃，就起兵造反。被秦王抓回来，用他设计的刑法把他车裂了，家人也全部处死──这也是他规定的。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商鞅是死于自己定的法律。